苏联对中国的贷款和物资援助(5)

　　这样，苏联政府1938～1939年先后三次易货贷款支援中国抗日战争，总数达2.5亿美元，实际动用总额为1.73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基本为学界认定，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数字。

　　苏联历史学家的著作，如1958年莫斯科出版的卡比察著《苏中关系史》、1980年莫斯科出版的杜宾斯基著《1937～1945年中日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也都承认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同中国签订的易货贷款合同只有三笔，总数为2.5亿美元。1965年莫斯科出版的博罗金著《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人民的援助(1937～1941年)》一书说，苏联中断了第三笔易货援华贷款的支付(见该书第157页)。苏联著名历史学家斯拉德科夫斯基著《苏中经济关系史》(1957年莫斯科出版)一书并具体记述：苏联的第三笔援华贷款只动用了一半，计7317.6万美元(见该书第265页)。这同中国的档案资料是一致的。

　　苏联的易货贷款所规定的利息是3%，而美国在此期间的援华贷款利息一般都是4%～5%。相对而言，苏联贷款是低利息。但苏联卡比察著的《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一书说“苏联的贷款是不要利息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偿还贷款的货单中虽然有一部分是农副产品，但主要品种还是具有战略价值的矿产品。这些物资是苏联急需的，也是苏联指名要的，这些物资直到1947年6月底才从新疆运完。彭明著《中苏友谊史》一书说，苏联援华贷款，中国完全用农副产品偿还，也与事实不符。

　　中苏易货借款的偿贷工作，起初由国民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统筹办理，按年与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就每年应偿还债额商定交货合同。嗣后矿产品易货偿债事宜移交资源委员会主办，农产品易货偿债事宜仍由贸易委员会主办，交由所属复兴及中茶两公司依约履行。中茶公司并入复兴公司后，其茶叶部分亦由复兴公司接办。到1945年底，贸易委员会及复兴公司裁撤，农产品偿债事宜即由中央信托局接办。历年交货地点，有猩猩峡、昆明及宜宾等地。抗战胜利后，依苏方要求，改在上海、天津等港口交货。中苏易货借款中方应付本息总数为201779897.13美元。

　　中国方面对苏联的易货偿债，每年以11月1日至次年10月31日为交货年度，每交货年度开始，即分由物资主管机关与苏方签订次年交货合同，规定种类、数量、交货地点、价值等项。每一货品之合同交清后作一小结算，每一年度所订各货交清后作一总结算。每年应偿债额，农矿产品各半分摊。历年中方应交的矿产品均已交清，只有应向苏方提供的农产品有拖欠现象。个中原因，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战时各地农业生产技术未能趋于一致，历次所交物资品质与原送样品间不无差异，苏方动辄严厉挑剔，竟予全部或局部拒绝签收。而我方另案收购之同样物资，则因须应付另批交货合同，一时不易移用，故每次拖欠，以致以后各年度仍纠缠不清。

　　(2)苏方对可能有传染病疫之农产品，责成我方提供苏方能认为合格之卫生检验证明。战时后方缺乏此项卫生机构，以致苏方拒收。

　　(3)战时内地交通困难，茶叶及猪鬃等类农产品散处西南，交通运输深感困难，产品整理亦须时日。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方曾向中方催交根据合同应偿还已动用的苏联易货贷款的物资。1942年10月16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蒋介石说：“缘过去情形，按照合同，苏联所得贵国之钨矿，仅及百分之五，尚有百分之五十未照合同执行。其他锡矿等亦皆相差百分之五十，而合同于本月三十一日即告满期。至于农产品之交易额，本定为二千五百万元，但已订货者仅一千八百万元，而已购运者又仅占此数之百分之三十五，如依二千五百万元计算，则苏联所已购得者仅百分之十三、四而已。”对此，蒋介石说明这只是运输问题，待运输力增强后，即可将货物迅速运交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