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庆大轰炸期间的人口变迁(3)

　　大轰炸直接导致人员伤亡外，还有1939年5月，导致震惊中外的“五三”“五四”大惨案，创造了二战史上一次轰炸造成人员伤亡最多的纪录，同时1941年6月5日的大隧道惨案，人数无法确切估计。另外因战争造成的流民，以及这些人员的伤亡情况，数据也无法统计。

　　重庆是山水之城，人们的住房多是泥木结构和竹木结构，本来就容易发生大火，如《重庆市志》载：“1924年8月26日，重庆大火延烧至29日，毁商店、住宅2000家”，“1928年4月19日，重庆大火受灾者7000余家”，“1930年8月，重庆储奇门大火，灾区2万平方公里，受灾者达万家”，“1931年12月22日，重庆千厮门大火，延烧1000多户，焚死200余人”，“1937年2月19日，石板坡大火，受灾400余家”等等。再加之重庆房屋高低交错，十分密集，一处着火，极易顺风蔓延，低处着火，旋即蔓延高处。日军在轰炸重庆过程中，还别有用心的使用燃烧弹，使居民住房被烧(炸)共计1200多幢，财产被毁，最后一无所有，流落街头。

　　为了解决基本的居住问题，一方面政府出资在川渝沿线修建简易住宅，另一方面人们自己动手修建大量临时住宅。当时住宅的样式多为捆绑竹子和木头搭架子，或者木头架子竹条编织墙，再在外面涂泥，“捆扎房子，只糊了一个表面，造起来又不费工，又不费料”[152]，这样的房子既不牢固安全，又没做永久性的打算，稍微好一点的就是砖柱子土墙形式。

　　(三)大轰炸导致重庆人口性别结构发生变化

　　1935年到1948年重庆市人口性别比例表

　　(其中比例数据为男女比，女=100)

　　由以上数据分析可知，1938至1943年重庆大轰炸期间，性比例一路攀升，再结合当时的社会现象分析，我们可得出大轰炸加剧了性别比例失衡的结论。

　　究其原因，首先大轰炸中，最易受伤的和死亡的是妇女和儿童，妇女和儿童因体力因素在逃生过程中处于劣势。就心理方面分析，妇女和儿童在轰炸中更容易惊慌失措，遭遇不测。另外，战争期间，很多男人到重庆谋生，加之人们遗弃女婴等因素，故大轰炸期间，重庆男性比例比较高。大轰炸结束的1943年性别比例开始有下降趋势。

　　而有关区县的性别比例，如永川、巴县、江津、璧山、北碚等地，人口性别比例亦很高。“其主要原因是为防日本侵略军飞机空袭，减少人身伤亡，许多党政机构、大众小学、工矿企业均分散于此，而这些团体是男性人口远远多于女性”[154]。但人口的变化，优化了重庆市区的人口素质结构，改变了周边地区的人口素质，对重庆城市的进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大轰炸加剧重庆人口流动，使重庆人口总量变化起伏较大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政府西迁，大量的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文化教育机构、公私企业、外国朝野在华机构随之西迁重庆，使重庆人口数量急剧变化。

　　据《重庆志·人口志》载，1937—1946年重庆市人口变化如下。

　　这些数据因为出处不一可能会不一样，还有当时有大量的流民(棚户)没有办法统计。

　　再由这些数据结合相关史料分析可见：1937年重庆人口数量到1938年猛增，但据《重庆市志》中大事记记载：“1938年11月13日，全市人口为496798人，比1937年增加了2.3万。”[156]。1938年12月，由于武汉、广州的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在武汉中枢机关及在武汉朝野机构悉数迁渝，沿江沿岸迁渝工厂已经达124家，带来了大量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家属，这也是1938年重庆城市人口猛增的又一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