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3)

　　4. 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为沦陷区专管机关，任务是发动沦陷区民众对敌抗战，消灭伪组织，最低限度是使沦陷区人民不与敌伪合作，从而使日军号令不出城门，势力及于城市和交通线，而不能遍及广大农村。战地党政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任，李济深任副主任，并在各沦陷区设立分会。

　　5. 整训军队。蒋介石在南岳会议中即宣布：“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

　　整训的含义就是改良编制、充实装备、统一人事管理，实行军事训练，以加强部队的战斗力。从1938年年底至1939年4月，整训部队为26个军和27个师，迟至7月底完成。第二期部队整训从1939年8月1日起至11月底止，参加整训的部队为40个军。这一整训措施对中国军队战斗力的恢复和加强有一定的作用。

　　6. 战略战术指导上的重大变更。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的精神，1939年1月7日，军事委员会制订了《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主要内容为：“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

　　主张。总的来说，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比起武汉失守前有相当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沦陷区，力求加强对日军后方的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将日军局促于点线，防止日军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为此，军事委员会设立了战地党政委员会，并日益重视敌后游击战，从而在敌后设立了冀察、苏鲁战区，将一部分正规军输送至敌后从事游击战。二是准备在正面战场上不断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反击。以策应敌后游击战，转变不利态势，因而在1939年正面战场有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反攻，即春季攻势和冬季攻势。

　　三、日军被迫转入持久态势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日军大本营将国民政府视为一个地方政权，1938年11月作了如下形势判断，即国民政府“既已丧失中原，逃窜内地，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及丰富资源和居民之大半，则我方若适时采取措施，加速其内部崩溃过程，至少使之成为一个地方政权当非难事。故从战略上看，可以这样说：帝国已经摧垮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下一阶段为实行政略进攻，以抵于成”。

　　所谓政略进攻，就是施展谋略手腕从内部瓦解中国抗日阵营，扶植日军卵翼下的傀儡政权。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声明中提出：“如果国民政府放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这种说法改变了同年1月16日近卫内阁傲慢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政策，公开诱惑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及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动摇分子。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宣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系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

　　它要求中国政府放弃抗日举动，承认伪满洲国，同意日本在中国特定地区驻兵，在华北和内蒙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向日本提供方便。日本政府在声明中还伪善地宣称，如果中国政府答应日本所提条件，日本不仅尊重中国主权，而且愿意考虑归还租界和撤销治外法权。日本的政治谋略和诱降政策并未动摇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日意志，只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人甘做汉奸，脱离了抗战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