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庆大轰炸对城市建设的影响(3)

2018-04-25 10:57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搬山道人手机版

　　日机的轰炸也使重庆的城市建设具有明显的盲目性、临时性和仓促性，从而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在大轰炸的情况下，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只能一切从战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赢得战争胜利的需要来考虑，其他一切都置之于次要位置，因而带有相当大的临时性和仓促性，导致城市布局混乱，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临时性建筑比例过大，城市环境卫生受到忽略。大轰炸毁坏了大量的房屋，而战时人、财、物力都难以应付房屋的修复和重建需求，政府只好鼓励市民自己建房，市民则多以棚房、竹木捆绑结构作为临时性建筑，它们“比屋间狭，陋房间黑暗，空气不足……无独有碍市容观瞻，且直接影响市民健康，病之犯罪火警者尤屡，不易估计”

诚为战时城市建设的悲剧。“此种急骤空前之发展，纯由战争与动荡特殊情势所造成，与其他都市之自然成长者，大异其趣。当时久受封锁，物力维艰”。“兼以需求紧迫，时限仓促”，使得“一切公用事业之设备，住行乐育之措施，多系临时因应，倥偬急就，事前之准备，既未许充分;事后之改进，自难于周安”。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当局忙于打内战，也不可能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城市建设。因此，直到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战时形成的这种城市格局仍然在影响和制约着重庆城市的发展。

　　二、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加快了城市建设进程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主观动机往往会带来臆想之外的客观结果。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对重庆实施无差别的战略轰炸，造成中国抗战大后方经济的破坏，人民悲观厌战情绪的增长，国民政府的瓦解，进而摧垮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实现其“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目标。但在轰炸面前，重庆人民同仇敌忾，英勇顽强地开展了反空袭斗争，从而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因此，大轰炸在给重庆城市带来难以弥补的灾难和损失的同时，也在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中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愈炸愈坚”的山城人民顶着轰炸在废墟中重建、再造城市的实践过程却促进了重庆走向现代都市的行列。

　　重庆城区因疏散迁建而拓展。抗日战争爆发前，重庆城区面积只有187平方里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机关、工厂、学校及民众麇集重庆市区，疏散市区人口和扩大城市空间成为当务之急。尤其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开始实施对大后方城市的战略轰炸，重庆成为日军战略轰炸的首要目标。为了减少空袭损失，1939年2月上旬，国民政府即开始对全市机关、学校、商店、住户进行疏散，并令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银行沿成渝、川黔路两侧修建平民住宅。重庆市政府随即划定江北、巴县、合川、璧山、綦江等县为疏散区。2月22日，重庆市政府成立紧急疏散委员会，组织市民疏散工作。以后每年雾季一过，即组织市民疏散。3月1日，国民政府批准《重庆市紧急疏散人口办法》，市社会局发布《告公众书》，并规定市民3月10日前自动疏散，3月11日以后则强迫疏散。同时，召集交通运输机关开会，统筹运输。3月底，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各机关又组成迁建委员会，决定各机关迁散至重庆附近100公里范围内，同时将成渝、川黔公路两侧，重庆市周围80公里的范围划归重庆市区，其行政权仍由当地县政府掌握。重庆卫戍区也将江北、永川、璧山、铜梁、綦江、江津、南川等县划为卫戍范围。随后各党政机关陆续迁至郊区和迁建区办公，仅在市区设办事处对外联系，部分厂矿企业也在迁建区分设新厂，如豫丰纱厂先后在合川县和巴县蔡家场设分厂和机器厂。随着迁建区的形成，城市建成区范围逐渐扩大到西至沙坪坝、东迄涂山脚下、南抵大渡口马王坪、北达溉澜溪的广大区域，“自1939年大轰炸以后，纷向四郊疏散，……市属所及，法定区城约达300(平)方公里，迁建所及，则约1940(平)方公里。” 另外，为适应战时重庆政治地位迅速提高与经济文化事业迅猛发展的需要，也迫切需要扩大市区范围。1939年5月重庆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后，即开始重新划定新的市县界限。6月14日，蒋介石手令将原属巴县的沙坪坝、磁器口、小龙坎等处划归重庆市政府，并设立重庆市政府沙磁临时办事处。1939年9月，重庆市辖区由过去的六区增加为十二区，到1940年11月重庆市再次扩大市区范围，市辖区增加为十七区。全市面积扩展到328平方公里，是抗战爆发前重庆市区面积的3.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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