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中的卫生应急机制研究(3)

　　1939年1月中医救护医院成立，设有200张病床。5月4日后，住院病人迁往北碚新院继续治疗。后又在青木关、山洞、歌乐山、沙坪坝姚家湾等处增设诊疗所各一处，以满足市民疏散下乡治病的需要。

　　在其他各医院，如重庆市民医院1938年1月增添免费病床50张，共计100张，重庆宽仁医院、仁爱堂医院设难童免费病床，并免费诊治难民，以上免费床位的增设和对医院的补助，使更多的难民贫病者能够到医院就医。[226]红十字会救护队和重庆市卫生局救护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重庆市防空司令部在1942年1月也增设防毒业务，下设防毒大队。

　　另外，社会各界也积极投入其中。工商业界人士纷纷捐款集资，举办各种义卖活动，有些甚至直接参与了防空救护工作;文化界、新闻界也积极协助防空当局印制防空影片、宣传图画，举办防空展览，向人们传授防空知识，以增强防空意识。医疗卫生界的仁济、宽仁、市民和红十字等医院主动设置临时床位，并组织医疗队奔赴灾区急救伤员。

　　“五三”、“五四”大轰炸后，《新华日报》社组织了两个服务队参加救死扶伤工作。中央大学组织的师生救护队，多次携带药品、担架前往灾区抢救民众。

　　国际友人和宗教界人士也参加了救死扶伤工作。在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中，加拿大教会联合英、美、丹麦等国籍在渝国际友人，成立国际服务组挺身而出，担负直接救护工作，亲自拉洋车运送重伤者，并在医院执行包扎。在不到四个月时间里，救治重伤401人，轻伤392人，挖出救活男女100人，尸体38具，收容难民难童140人。

　　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还活跃着一支“脱去袈裟换战袍”的僧侣救护队。成立于1940年3月18日，队员近70人，隶属于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回教、救国会也组织空袭服务队。

　　二、卫生应急措施

　　由于国民政府迁渝，加之难民大量涌入，重庆人口骤增。1936年重庆人口约为33万，到1939年就达70余万。为了减少日军轰炸带来无谓的人员伤亡，重庆市采取了紧急疏散措施。至1939年10月重庆市疏散委员会成立，已经疏散市民到各县乡村达25万人。[227]

　　面对大轰炸引发的医疗卫生问题，针对市民大量集中的疏散区，重庆市采取了医疗和防疫相结合的措施。

　　1. 预防

　　俗话说，“防患于未然”，预防常常比治疗更为重要。在防疫方面，重庆市也采取了以下措施：(一)劝导民众预防接种：由于各疏散区范围辽阔，环境卫生不良及饮水不洁情形，势所难免，为求安全、健康，对于疏散民众须一律普遍施行，预防接种，由本府卫生局设置预防接种队若干队于各疏散交通要道，遍设防疫站，凡往四郊疏散民众均须施以种痘及霍乱预防注射，受注射者，即给予注射证，以资识别(无证者当先注射，始准入市区);(二)对于各疏散区民众之卫生防疫宣传，由本府卫生局会同本市市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社会部、卫生署、新运总会等机关举行普遍宣传，以期唤醒并灌输民众卫生知识。

　　2. 医疗方面

　　重庆市作了以下分门别类的规定：(1)在本市范围三十华里以外者，由本府卫生局商请卫生署转饬医疗防疫队派队驻扎，担任当地民众医疗事宜;(2)临近各县份，由本府卫生局商请四川省卫生实验处从速普遍设立卫生院所，负责当地民众医疗事宜;(3)在本市范围及近郊三十华里以内者，由本府卫生局酌设医疗机关担任民众疾病治疗事宜;(4)近郊疏散区医疗机关之设置，计分下列三类：甲、流动医疗队：凡疏散地点人口超过一万人者，由本府卫生局组织流动医疗队，每周排定日期，携带应用药品，轮流前往为民众诊病，每队人员，又分别两队，经常分往两处。乙、甲种诊疗所：凡乡镇人口在五万人以上者，设甲种诊疗所，所内附设病床十张，担任当地民众的治疗防疫，妇婴卫生接生等工作。丙、乙种诊疗所，凡村镇人口在两万人以上者，设乙种诊疗所一处，不设病床，经常工作为门诊治疗，防疫接种及卫生教育宣传的工作。[228]

　　3. 环境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