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中的卫生应急机制研究(2)

　　重庆市防护团是重庆反轰炸的主力军，于1936年10月成立，市长李宏锟兼任团长。该团是一个官民合组的地方自卫组织，总团按警报、警备、交通管制、灯火管制、避难管制、消防、防毒、救护、工务和配给等十大业务，组成了十个大队，人数最多时近两万人。这是抗战时期重庆最大和最庞杂的防护和救护组织。[221]

　　对于仍在市区滞留的市民，重庆市防护团专门组织了紧急救护大队，由全市的医护卫生人员组成。防护团紧急救护总队是救死扶伤的指挥和组织中枢，并建立了一支专业的救护队伍。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空袭时被炸市民之急救及逐日换药治疗”。[222]

　　2. 重庆空袭紧急救护联合办事处医护委员会

　　为处理善后救济工作，1939年1月，由赈济委员会牵头，联合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军政机关，正式成立了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1940年初改组为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1941年初再次改组为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简称“空救处”)，下设总务、救护、调查、医疗、抚恤、稽核等六组，主要负责处理轰炸善后事宜，这是一个官方指导下的民众组织，其成员遍布全市各行业、各单位、各社会团体，在抚慰难胞、发放救济物资、协助收容难民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医疗工作由内政部卫生署、军政部军医署驻川办事处和市卫生局、红十字会管理。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伤亡同胞增多，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得到调整和充实，将救护、医疗两组合并，扩充为医护委员会，增设药库采购委员会，收容运配组、国际服务组和江北、南岸两个分处。

　　在救死扶伤工作中，医护委员会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在市内外各设立临时收容所八所，并于附近划定安置县份，按区域对难民统一进行收容安置;在城区设立五个重伤医院，病床400张，郊外设重伤医院九所，病床1830张，共有病床2230张。[223]

　　医护委员会还在一些重要地点设立临时治疗所12所，收治轻伤市民，为受伤市民按日换药，免费诊治。医护委员会自成立以来，截至1939年8月底，总共救护重轻伤共计5633人。[225]

　　另外，医护委员会还设立基本救护队25队，预备救护队27队及担架队，负责难民救护、转运工作。并建立了一支专业的救护队伍，平时巡回治疗，一遇日机轰炸，即带用具赶赴被炸灾区抢救，对轻者进行包扎，对重伤者在处理后用担架送到附近的重伤医院，对死难者尸体进行掩埋。并据不完全统计，医护委员会成立之初四个月，一万余名红十字救护队员救护重伤难民5633人，住院治疗1780人，治愈出院1447人，裹扎伤员3853人。

　　1941年2月，在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基础上，成立了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兼任主任委员。下设秘书处、消防组、医护组、管制组、赈济组、工务组、稽核组、会计室、医护委员会和江北、南岸、白市驿、北碚四个办事处。

　　3. 其他

　　由于日机的持续狂轰滥炸，一般人民生活无着，卫生条件极差，发病率不断上升。仅仅是防护团的救护大队和医护委员会实施救治，对灾民和难民的救护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还有一些医疗机构相继设立，并积极投入医疗工作。

　　1938年4月27日，赈济委员会(下简称“赈委会”)成立，下设卫生所，掌管灾民、难民之医药救济。“赈委会”先后设立了贫病救济医院、诊所、卫生站和地方医院诊所，对有难的市民随时予以帮助。鉴于医药昂贵，贫病者多无力就医的实际情况，“赈委会”又设立重庆临时施诊所，在渝市及南岸、菜园坝、江北各设分所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