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衡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上）(8)

2018-03-30 22:54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摸金校尉手机版

　　事后分析，整个湖南会战期间，徐永昌主掌的军令部对敌情的判断及其战略部署明显存有缺陷。如前所述，日本担心设在广西桂林的美空军基地对其本土发动空袭，自始即将桂林作为此次作战的最重要目标。但徐永昌一直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和主攻方向判断不明，且太注重盟军的观感，一意主张节节抵抗，步步阻击，处处设防。而蒋介石基本上接受了徐永昌的意见。结果是，国军防广兵单，顾此失彼，处处都不愿主动弃守，处处都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对日军形成重点防守和重点出击。湖南会战初期，徐永昌和蒋介石对日军攻势和参战兵力估计不足，导致国军逐次使用不充分之兵力。无论长沙、衡阳，均无充足决战之兵，将应参与决战之有限兵力，分用于决战地后方第二线之防守，甚至因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有误，将兵力分用于日军非攻击方面之防守。[47]

　　与国军不同，日军常集中优势兵力，纵深部署，“亘全战役期间，敌之实力在全面计算虽劣于我军，但在重点方面，均居优势，且对长(沙)、浏(阳)、衡(阳)三要点之攻略，概以绝对优势之兵力，纵深部署，施行攻击。”[48] 最终将国军逐一击破。

　　三、国军的指挥与协调

　　战时国军指挥系统是，重庆军事委员会设统帅部，指挥各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委员长为最高统帅，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襄助委员长处理该会一切职务，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和后勤等部，分掌作战指导、兵员征募、军队训练、政治教育、后方勤务等职能。战区之下，其层级依次为集团军、军、师、团等。[49]

　　按照军事指挥系统，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但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一些大的战役，蒋必亲自遥控指挥，通过电报、电话，频频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越级指挥集团军和军，甚至直接指令到团、营一级。1944年6月12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发牢骚说：“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50]

　　由于蒋介石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部队长官不敢自作主张，或为了卸责，遇事均请示执行，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1944年5月6日徐永昌日记载，当日军事委员会“会报不及两小时，蔚文(即侍从室主任林蔚)转达第一战区电话至四五次，闻有时一团之活动，战区亦请示委员长，此非丛脞而何!”[51] 徐永昌身为军令部长，深感蒋介石“权责集于一身，余等欲少分其劳而不可得，以是往往于横的方面不能多所裨助，转觉国事有举轻若重之嫌，深用惶叹!”[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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