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衡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上）(5)

　　5月28日，重庆军委会电令第九战区准备在长沙、浏阳之间与敌决战。由于对日军的强大攻势估计不足，重庆当局开始除从第六战区抽调1师增援外，没有从其他战区调集兵力。薛岳请求蒋介石从第三、六、四、七战区抽调兵力增援，而蒋介石要求第九战区以现有兵力应战。直至战役开始一段时间后，感到日军来势凶猛，才陆续从周边战区抽调兵力参战。[22]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部署的战区防卫战略是：在湘江东、西两岸，步步阻击，消耗敌军，而将主力部署于两翼，诱敌深入后，在长沙附近围歼日军。但薛岳的这一战略部署是沿袭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法，日军早有防备。日军一反过去惯用的孤军深入的战法，以战斗力最强的骨干兵团部署于两翼，致使薛岳的外侧作战难以成功。另一方面，日军使用优势的第二线兵团保持纵深阵势，对战略要点实施重点突破。国军总体参战兵力虽超过日军，但在要点的防守攻略上，兵力反居劣势。[23]

　　薛岳的外侧作战既不利，沿湘江两岸南下的日军很快进逼长沙。日军以两个师团约3万余人围攻长沙，而薛岳仅以1个军(第4军，军长张德能)守备，战斗兵员不过1万余人，守备的兵力与阵地绝不相称。其次，日军进攻长沙的计划是：“为了攻取长沙，必须攻占其西方的岳麓山。为此，派遣有力兵团在湘江左岸进攻该山，与直接担任进攻长沙的兵团相互策应。”而薛岳在防守长沙的兵力布置上，令张德能以第4军的2个师守长沙城，以1个师守岳麓山。岳麓山位于湘江西侧，与长沙城隔江相对。在地理位置上，岳麓山居高临下，俯瞰长沙城，为长沙整个阵地之锁钥，欲守长沙必先守岳麓，岳麓一旦失守，长沙决守不住。守备岳麓山的第9师除缺员外，战斗兵不过3千人，而防区竟达50里之广(岳麓山周围设防)，实属防广兵单。迄岳麓形势危急，张德能临时转用兵力，从长沙城抽调兵力增援岳麓山，由于在战斗激烈之时仓促调动，渡江船只准备不足，反而自乱阵脚，动摇军心，导致长沙迅即失守。长沙决战计划落空。[24]

　　湖南会战自1944年5月26日开始，至6月18日长沙失守，第一阶段湘北的战役告一段落。

　　再说重庆军令部直至6月10日，亦即长沙失守一周前，才拟出作战指导计划，并经蒋介石批准。在这个作战指导计划中，军令部拟定的作战方针是：以巩固重庆、昆明，确保抗战基地及国际交通为目的，进行战略持久战，控制有力兵团于六盘山、秦岭、巴山、鄂西、湘西、桂东、滇南各要隘，严防“敌奸”之侵入，见机再转攻势。[25] 从这一作战方针看，军令部主要担心日军西进，威胁重庆陪都和西南国际交通。

　　6月4日王世杰日记称：“一般推测，以为敌军企图攻占衡阳、桂林，俾免该地成为盟军空军根据地。”[26] 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已有相当准确的推测。从徐永昌日记可知，军令部内对敌情的判断存有分歧。如军令部第一厅认为，中战场敌人将会师衡阳，并窥伺桂林。而军令部长徐永昌则持有不同看法。据他的推断，中战场敌人进至渌口(株州以南)或即停止，即使窜据衡阳，亦决不至西入桂林。“敌人完全无深入企图，不过一意打击吾人反攻力量”，坚持认为日军没有打通粤汉、湘桂路的意图。[27]

　　6月18日，亦即长沙失守之当日，军事委员会举行最高幕僚会议，军令部副部长刘斐认为敌人必乘势进攻衡阳，并可能入桂林。徐永昌仍以为“敌兵力不足，尚不至企图入桂。”而军令部所属的“作战研究会”则得出结论曰：“此次湘北敌军蠢动，以目前情报判断，其企图似在打通粤汉交通，求击破我野战军，仍为守势作战，但根据前述倭既有从事决战准备之余裕时间及兵力，则仍有增加兵力来华之可能，敌能否进一步攻战西安、昆明及重庆等重要据点，企图乘机解决我国战场，实不能不深加警惕。”[28] 可见军令部内对敌情的判断甚不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