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衡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下）

　　张治中1939-1940年间曾任侍从室主任。他对蒋介石的高度集权深有体会：“蒋对军队的统率，向来采集权于一身的办法，养成习惯已久，所以部队将领就有一种反映：部队接到蒋委员长电报，先看电尾是那一个机关主办的，如‘中正手启’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参’(即侍从室主办的)也还重视，但如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了。所以军令部、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这种个人集权、机构无权的特殊现象，坏处甚多，决难持久。……我认为这是以后军事失败种种原因之一。”[53]

　　蒋介石既集事权于一身，却又经常埋怨手下无人负责办事。军令部副部长刘斐私下与徐永昌议论时，即认这种状况“实由委员长自己造成，将领骄不受命，必委员长手令才有几分几的效率;派出人员必侍从参谋。此全系不运用组织，自毁机构能力。”[54]

　　中央军嫡系将领固然骄不受命，地方非嫡系部队长官或因待遇不平，或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抗不遵命者常有之。长沙失陷后，蒋介石曾电令薛岳将第九战区主力布守湘江以西，以拱卫西南大后方。薛岳拒不从命，声称必须固守湘东南，不让日军打通粤汉路与通往香港之海道。而据徐永昌等人揣测，“薛伯陵(即薛岳)不欲至铁道以西，其心叵测，盖一旦有事，渠颇有划疆自保之意。”[55]

　　另据徐永昌日记，军政部长何应钦感慨部队整理之难，即如近在重庆之97军军长指挥不动其师长，言下唏嘘不置。[56]

　　此次湖南会战，除第九战区外，还从第三、第六战区抽调兵力。由于参战系统不一，容易出现多头指挥。除蒋介石越级指挥外，侍从室主任林蔚也常以蒋的名义发号施令。薛岳作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在其防区内自有调兵遣将之权。李玉堂等集团军主官也可名正言顺地指挥其下属。衡阳会战期间，蒋介石指派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前往桂林，协调指挥衡阳一带战事。白崇禧在战略方针上本与军令部长徐永昌意见不一，薛岳的作战意图亦与白崇禧不同。[57] 在这种不统一、也不专一的多头指挥之下，难免前后矛盾，左右失调，令作战部队无所适从。以第62军为例，该军属余汉谋第七战区建制。长沙告急后，蒋介石电令余汉谋调第62军担任衡阳外围作战任务，归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指挥。据该军军长黄涛晚年回忆，该军在衡阳参战期间，重庆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主任林蔚常以蒋介石的命令直接指挥;薛岳也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名义来指挥;李玉堂又以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名义来指挥。第62军处于多头指挥而又命令不一的情况下，只好以军事委员会蒋介石的命令为行动依据，直接与侍从室主任林蔚密切联系;有时故意藉蒋介石的命令去抵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调遣，薛岳亦无可奈何。[58]

　　由于参战系统有别，多头指挥无所适从，部队长官骄不从命，地方部队保存实力等诸多因素，致使参加会战各部队之间步调不齐，协同作战能力差。战场指挥官缺乏自动与邻接部队联系策应的习惯。第10军苦守衡阳40余日，而前往解围的野战军如与城内守军适时配合，或可收内外夹击之效，无奈当内围突出时，外无援应;当外围进击时，内徒固守。另一方面，前往解围的各部队之间缺乏联络，步调不一。各军逐次前往解围，此去彼来，未能集中各军优势兵力与日军决战，结果坐失良机，陷于被日军各个击破的败局。[59]

　　四、国军官兵素质与战斗力

　　湖南会战历时三个多月，双方参战人数，国军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约35-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约25-28万人。[60] 双方伤亡人数，据日军方面的统计，国军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伤病132485人，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61] 而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统计，国军伤、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军伤、亡66809人。[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