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抗日寻求外国军事援助的经历(下)

　　三、中美结盟与美国租借物资援华

　　1941年12月8日(美国时间12月7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并宣布与德、意处于战争地位。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宣言，中国被列为世界“四强之一”，并与美国正式结为同盟。中美结盟似乎再次印证了长久以来的一种说法，即中美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但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原本是两个相当疏远的国家，长期以来它们各自处于对方对外关系的边缘。如果不是日本疯狂的扩张和侵略的推动，它们在相互接近的道路上很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提出了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这常常被看作是中美“特殊关系”的开端。其实，这个政策只是美国对列强的外交，提出的是列强在中国的竞争规则，其目的是为美国未来在中国的商业扩张保留机会。它印证的是中美关系的疏远而不是密切。就本质而言，当时的中美国关系同中国与其他列强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同。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9·18事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日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公然挑战，但美国只做出软弱的回应。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提出“不承认主义”，但并不打算采取实际行动。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政府执政后，面对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孤立主义情绪，对中日争端推行的基本是一种任随事态发展的不介入、不干预政策，甚至还想在某种程度上改善美日关系，以避免冲突。美国袖手旁观的态度并不奇怪，因为它在中国并没有什么需要保护的特殊利益。

　　1930年代上半期，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中美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一点。1933年5月，中美之间签订了一笔价值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协定。1935年5月，中美两国财政部又以备忘录和换文形式达成了一项白银协定。美国还参与了中国航空业的起步，这是与中国国防建设有关的唯一方面。1932年美国空军上校裘约特(John H. Jouett)率领顾问团来华，协助中国建立了中央航空学校。从1933年至1937年，美国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飞机供应者。在抗战爆发后的头半年里，仍有279架美制飞机运抵中国，此后才急聚减少。尽管美国在帮助中国发展航空业时谨慎而低调，但它毕竟在中国空军的萌芽阶段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最初并没有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蒋介石的设想是通过短暂的抵抗引起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出面干涉，尽快结束中日冲突。当时，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在英国而不在美国。九国公约会议和陶德曼调停相继失败之后，国民政府才认真考虑制订战时外交政策的问题。1938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内部讨论的中心议题是，战争期间中国到底能从哪里获得最大支持，是从英、美、法三国，还是从德、意两国，或是从苏联。官员们分成三派，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直到1938年中，国际形势渐趋明朗，讨论才告结束。蒋介石得出的结论是：“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国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国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侠义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斯福总统必能有所作为。”

　　经过这一番讨论，国民政府最终确定了以争取美国为中心的战时外交方针。6月9日，蒋介石把中国战时外交方针综括为以下几点：(一)对英美应有积极信赖的方案提出，应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二)对苏俄应与之联络;(三)对德应不即不离。为尽快加强对美外交工作，1938年9月，国民政府派遣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0月1日，外交部致电胡适，列举对美方针，计有四项内容：(一)促成美国修正中立法;(二)尽快争取美国财政援华;(三)促请美国对日实行“隔离”政策，限制美日贸易;(四)期待中美英三国在亚洲合作，并以美国牵制英国，防止欧洲战争爆发后英日妥协。这份电报表明国民政府已形成明确的对美政策，美英之间已以争取美国为主。此后，这四个方面就成为中国对美外交的主要任务，中美接近的过程由此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