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中国空军崛起逆袭

　　1940年5月，侵华日军制定“101号作战”计划，调集飞机数百架，以重庆、成都为主要目标进行攻击，为期三个月。在这次行动中，日军配置了最新研制的“零式”战斗机，其性能远远超过中国空军拥有的苏制、美制飞机。

　　5月18日，54架日机袭渝，拉开“101号作战”序幕。

　　据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报道，5月21日夜，我空军击落敌机1架。重庆《国民公报》报道，5月22日我空军击伤敌机2架。5月26日，空军及高炮击落日 机2架、击伤1架。5月30日击落1架。6月10日，日机126架来袭，我空军前往拦击，击落1架。6月12日，日军分三波轰炸重庆，第一波54架、第二 波27架、第三波54架。郑少愚率队迎战，击落日军96式攻击机3架，击伤多架。蒋介石传令嘉奖参战将士20000元。7月，击落日机12架，一架敌机残 骸被老百姓抬到市区示众。

　　然而，日本具有生产战斗机、鱼雷机、俯冲轰炸机、远程轰炸机的能力，月产量至少在500架以上。中国不能制造飞机，连燃油也依赖进口，损失一架就少一架。尽管如此，中国空军将士仍争先恐后奋勇杀敌。

　　9月13日，日本海军航空兵36架轰炸机在13架“零式”战斗机护航下空袭重庆，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第四大队起飞34架迎战。按原有战术，待敌轰炸机返航时出击，双方在重庆以西璧山县上空遭遇。

　　恶战中发现，我军飞机完全不敌“零式”战斗机，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高又新和司徒坚被重重包围，形势危急。郑少愚单枪匹马冲进重围，杀开一条血 路，率领高又新和司徒坚脱险。此时，郑少愚战机已经弹痕累累。高又新和司徒坚被救出后，各找目标厮杀。司徒坚被敌“零式”机击中不幸阵亡。陈盛馨座机被打 伤87处，操纵器失灵，左手也被击伤，仍驾机脱险。

　　半小时之内，我军被击落13架、迫降11架，剩余10架撤退到川中遂宁机场。

　　作战中，飞行员杨梦青、曹飞、刘英役、何觉民、张鸿藻、司徒坚、余拔崴、黄栋权、康实忠、雷庭枝等10人阵亡，郑少愚、陈盛馨、王桂谦、王广英、武振华、龚业悌、韩文虎、徐吉骧等8人负伤。

　　空战结束后，璧山县民团前往搜寻，到晚间22时寻获烈士遗骸，清洗后以白布包裹，并赶制了10口棺材装殓，上覆国旗。次日璧山县军民及空军代表举行公祭。15日晚全体烈士遗骸移往南山山麓，埋葬在1938年冬季修建的“空军坟”中。

　　飞行员徐吉骧回忆说：“直至半年后才知当时遇到的是什么飞机。我军的俄制飞机和“零式”机一接触，就知我机的性能及马力及灵活度都比日机差太多了，虽知是如此我们依旧奋战不肯脱离战场，我见到我方的战机一架架坠落及有人跳伞。”

　　14日在重庆黄山官邸举行的简报会上，副大队长刘宗武向蒋介石报告说：“我们的飞机，本来在数量上质量上都不如日本，如今他们又拿出新的飞机来打我们的旧货，我们连还手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牺牲有什么意义?我报告您以后，为服从命令，我必定死给您看!”

　　航空委员会下令报复，令尚可起飞的9架飞机飞往武汉，但在途中又命令中止行动，泊机广阳坝。因为最后的本钱要用于保卫陪都。

　　“九一三”空战乃抗战以来中国空军损失最大者，元气大伤，难以作战。航空委员会先任命刘宗武代理大队长，后委赖逊岩为大队长。又从苏联买进一批战斗机，补充四大队实力。飞行员们个个视死如归，头一天没被击落，第二天接着上天。

　　在此阶段，飞行员想得最多的，仍是拼死保护飞机，被击伤或在座机发生故障时放弃跳伞，拼命驾机开回基地以图修复。不少飞行员就是护机而死的。莫仲荣在梁山 赴安康途中因飞机故障迫降龙王庙失事殉职。第五大队副中队长梁鸿云、第六大队飞行员黄文模、高漠等人都是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迫降或返航，虽然保住了飞机， 自己却因失血过多而亡。其中孤胆英雄高漠在一度清醒后，第一件事竟是汇报战斗经过。最为悲壮的要数曾击落8架敌机的王牌飞行员袁葆康，他在起落架被敌人击 坏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迫降，结果机毁人亡。

　　然而在数量、质量均不如日军的情况下，空军已无法阻止敌机对重庆的轰炸，市民目力所及，天空中全是“膏药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