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珠江纵队驻广州联络站情况(3)

　　这样，凡党组织派入广州活动的同志，我们都设法为他们安排相应的职业，取得掩护，立稳脚跟，为下一步在广州开展抗日斗争，进行党的地下工作打下牢固的基础。

　　我们在广州取得立脚点，站稳脚跟以后，迅即按照党组织指示，开展各项工作。

　　崔楷权同志利用“老板”身份，以买货为名，经常来往于罗岗、从化、增城等地，成为一个“做生意”的忙人，久而久之，我们索性让他抽出时间离开广州，跑西海根据地。因为那时我们还没有交通员，不少重要任务非他或我直接去不可。老崔对这些任务，做得很好，毫不受人怀疑。

　　当时，我们在广州做这些工作，是非常艰苦和危险的，稍一不慎，便会招致日伪的逮捕、杀害。崔楷权同志虽然取得他父亲的资助，开设了“广安”柴店，但终究是资本有限，入息微薄，何况我们主要还在于做革命工作。而那个时候，我们经营“广安”，既要养工人，又要接待部队来往的同志，再加上我们自己几个同志连崔家，吃饭人口有时达十来人之多，有时还要为部队伤员支付较大的医药费用。这样，区区一间柴店，自然是入不敷出。为了解决柴店的困难，我们除秘密地出卖家里值钱东西进行帮补外，只好提倡省吃俭用。除了小孩及三个主要劳动的店员(这三个劳动力主要作砍柴送柴工作，劳动量很大。一位叫布润;一位叫崔洛，是楷权之弟;一位是周卓文，是周明介绍来的)吃干饭外，我们都只吃粥过日子，而且还得躲在家里吃，不让街坊知道，以免招致怀疑。

　　其次是利用关系开展工作。1943年冬，梁广和珠纵卢德耀曾拟就了袭击广东大学的作战计划，目的是想活捉陈璧君、林汝珩、汪宗准等大汉奸。①当时，梁广要我负责联系打入广东大学的李淑明。由李淑明绘制广东大学及陈、汪、林等人住处的地图，大约花了一个月时间，李把地图和陈、汪等人行止的情况送我，由我向梁广和卢德耀作了汇报。卢德耀还由李淑明陪同，进行了实地侦察。以后我们都怀着一种特别兴奋的心情，等待着出现一次震动广州敌人、振奋广州人民的伟大胜利。可惜，后来部署行动时，形势变化，并因敌人增强广州南郊守备力量而中止了这次行动。

　　再次是接待和安排撤出前线珠一批同志。其中有：1943年底按东纵要求，妥善地接待和掩护经广州去广西对李济深开展统战工作的李嘉，接待了由南三来广州的珠纵部队领导郑少康，由德入南三的梁嘉以及一些同志。

　　我们还紧急安顿了多批从第一线撤下来的同志到安全地点去。比较重要的有：

　　冯剑青是一位重要军事干部，1943年3、4月间，在禺南作战中因腿部受伤，由护士李铁带到广州养伤。我们便安排他们在云台里这个隐蔽点住下来。我们还筹了一笔经费，把冯送进了柔济医院外科治疗。经过一段时间，冯的伤势好转，赶上了北撤。但后来他不幸在广宁附近的一次战斗中牺牲。董世扬因情况变化，1945年奉令从粤中部队撤到广州。我们让他先住在海珠北路自己家中。麦扬，1945年五.九扫荡时，奉令从中山五桂山到澳门掩蔽。那时去澳门人太多了，不易安排。珠纵在澳门负责青年工作的郑秀写了一封介绍信，要他来广州找我。我们给予安排接待。

　　除上面列举的之外，我们还接待、安顿和联系了不少同志，这里不一一列举。此外，我们还注意物色、培养进步青年，扩大抗日力量。如平时接近机关的关玉英、董世澄，我们进行了一个时期的教育之后，便将他们送到部队训练学习。他们在部队入党后又转回广州工作，扩大了我们队伍的力量。我们还曾经大量翻印过东纵部队的《前进报》以及“七大”文件《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在广州市以及在可靠的社会关系中散发，扩大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