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斗争四年的回顾(3)

　　1944年夏，梁广以地下党广东省委名义找我联系，嘱我通知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来广州在我家接头。我用预先约定的秘密通讯方法通知黄松坚。后来他们在我家谈了两天，谈的内容是如何在北江大力发展武装斗争问题。现在只记得他们曾谈过邬强率领队伍往北江时联系不上的情况，其余的当时旋听旋忘了。

　　黄松坚临返北江时，着我准备回北江重搞武装工作，并带几个党员和进步群众同去。林照明、何福和等知此消息，都异常振奋，每天早晨跑步，锻炼身体。到了初冬，大家正整装待发之际，梁广突然传达省委新指示：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配合我游击队解放广州，因此决定我不回北江，继续留在广州参加准备武装起义工作，并详细布置了任务。鉴于我当时的工作基础，多是青年知识分子，不适应新的斗争形势要求，必须迅速把工作重点转向工人方面。当时在业工人都为洪门工人休憩室所控制，梁广知道我的旧友周真正在洪门会当宣传科长，便决定我抓紧这社会关系，打进洪门会核心里工作，以便通过休憩室接近工人群众，建立党的工作基础。

　　周真原是电器工人，我在30年代初结识的朋友。“九·一八”后和我一起参加河南精武体育会的抗日话剧宣传队活动。后由我介绍他当农村小学教师，又大力帮助他当新闻记者。抗战开始后，由于他善于钻营，在报界已有些地位。广州沦陷后，他办了《粤星》、《成报》两小型报，销售颇多，获利甚丰。同时又投靠汉奸冯壁峭。冯当洪门会理事长时，便拉周真当宣传科长。冯当伪番禺县长后，又通过周真做生意，大发卖国财。为了打开社会关系，找他叙旧，佯称在内地教书失业回来后，生活困难，请他加以援手。每当见面，他招待十分殷勤，但对介绍职业问题则推三推四。我的政治面目，他不清楚，但我过去的抗日活动，他有所深知，估计他对我怀有戒心，且我的社会地位已逐渐巩固，也不急于求他。当接到省委新指示后，适逢南武中学被汪伪省府接收，改为纪念大汉奸伪省长陈耀祖的“德明中学”，我借口失业在家，饥饿堪虞，催促他帮助早日解决职业。1945年初，他便先介绍我在《粤星报》当记者，然后才又介绍我在洪门会本部宣传科工作。周真对我态度的转变，后来才知道是由于当时日本败征已露，汪伪政权正处在风雨飘摇中，冯壁峭及周真急于准备后路，一方面在番禺县地区慑于我珠江纵队威力，想和我游击队联系;一方面又与陈策(抗战胜利后，陈策任广州市市长)秘密搭线，妄图作“狡兔三窟”之计。周真又曾告诉我，写短评文章时，既不要得罪国民党，也不要得罪共产党。大概由于上述原因，对我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洪门会本部设总务、调查统计、组织、宣传四个科。洪门会对休憩室的控制是通过派在休憩室的指导员进行的，这些指导员都由洪门会的科股长充任。周真虽担任休憩室的指导员，但却很少过问，只由文书代他管理。周真当时所依靠的文书冯某，是余美庆领导下的党员同志。我后来和他接触多了，也知他是个进步青年，对他非常信任，他积极帮助我组织新休憩室。在我打进洪门会后，周真却对休憩室态度积极起来，他向我透露：将来不管国民党回来也好，共产党回来也好，只要掌握了实力，就不怕他们不要你，所以请我代他掌握好现有休憩室，并鼓励我大力组织新的休憩室。这真是“正中下怀”了。在日本投降前的四五个月中，曾组织起机器纺织、机器制造、香烟业等6个工人休憩室，连同周真原来掌握的工人休憩室共有13个(时间久远，有些休憩室名称已记不起来)。从此接近工人群众的机会较多，局面亦逐渐打开。但由于时间短促，只在工人中发展少数“游击之友”，未能建立起党的基础，后来才知道，其他线领导下的党员，也有打进一些休憩室里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