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特务在宁夏的阴谋活动(2)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运动。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新形势下，西北地区也停止了内部的军事行动。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强大而巩固的边区的存在，对西北回汉地方实力派都起着有力的制约作用。而且，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也表现了抗日的立场，这对回族军阀马鸿逵丢掉幻想、坚定抗日决心，起到重要作用。因此，西安事变后，西北诸马的抗日态度逐步坚定。

　　当时，内蒙古西套的阿拉善旗、额济纳旗是两个独立蒙旗，在行政上归隶于宁夏省管辖。所以，1937年春，南京国民政府责成宁夏省政府负责取缔额济纳旗的日本特务机构。马鸿逵奉命派宁夏省民政厅长李翰园率人前去执行此项任务。李翰园经兰州到达酒泉，以青海省主席马步芳部马步康旅为军事后盾，率领一排军队于1937年7月7日到达东庙，向额旗扎萨克旗长王爷说明来意，要求他们合作。当晚及次日，10个日本特务和5个汉奸被逮捕，缴获一批枪支弹药、两部无线电台、3辆卡车及军事地图、文件等。数日之后，又截获前往西安的3名日本特务和一些汉奸。这伙日伪特务被押解到兰州公开枪毙，大快人心，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抗日斗志。

　　1938年，宁夏主席马鸿逵又给国民党中央打报告，认为阿拉善旗扎萨克、王爷达理扎雅的妻子爱新觉罗·韫慧(汉名金允诚)是伪满洲国伪皇帝(执政)溥仪的堂妹，又与已投靠日本充当伪蒙疆伪政权头子的蒙古德王个人关系密切，而且又有日本特务在旗内活动，“为防后患”，建议将达王爷“管制”起来。经批准之后，马鸿逵为了达到调虎离山的目的，采取先礼后宾的办法，派遣省方军政要员叶森、马腾蛟、刘伯石等亲往王府劝说王爷住到省城。在被拒之后，马鸿逵又以部队换防为由(定远营原驻马鸿宾部一个团)，派兵包围定远营，并向王府后花园山上开炮，以后兵戎相见。此时达王提出要见马鸿逵的母亲。后经马母亲自进城，把达王一家接到银川，安置在“小庙”(原银川市公安局后、今公正巷内)居住。因达理扎雅的父王塔旺布里特甲拉，与马鸿逵的父亲是换帖把兄弟，称为世交，故马母出面才解决了危机。一年之后，达王一家又被第八战区转移到兰州市“安置”，抗战胜利后才回旗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人仍然没有放弃对马鸿逵的拉拢计划。日本军队攻陷大同以后，闫锡山为保卫山西老家，将驻守绥远的三十五军傅作义部和陆军第七十师王靖国部全部调回山西。绥远既无守军，又无政府，等于自动放弃。1937年10月17日，日军占领包头，成立了所谓“包头回民支部”和“西北保商督办公署”，任命马福祥旧部旅长、回民蒋文焕为伪督办。日本方面这样的人事安排，明显在暗示回族诸马，日本对他们寄托着“合作”的殷切希望。特别是宁夏的马鸿逵一旦投日，则将改变日本在山西的军事困难并大大加强其在绥远的力量。为此，日本特意从东北找了一个张姓阿訇，派往宁夏游说。但此人未到宁夏即为马家军阻止。不久，日本又向宁夏省城空投“满洲国”信件，进行劝降，也未奏效。后日军头子板垣又飞往阿拉善，邀请马鸿逵会谈。马只派宁夏省党部书记周百隍前往。板垣对周说马家几代人都是清室忠臣，现在清室在满洲复国，马鸿逵应继续为清室效力。周百隍反驳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日本出兵最多。马家亲族很多人在正阳门被日军打死，“如今是家仇未报，国仇未雪，势不两立。”日酋技穷，恼羞成怒，遂出动飞机轰炸宁夏省城。日本人策动马鸿逵投降的阴谋宣告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