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隆盛的悲剧人生是如何造成的：征韩论并非根本原因(3)

　　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西乡隆盛政治处于生涯的高峰时期，在政治上暂时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西乡的政治纲领，集中反映在其名著《南洲翁遗训》一书，其中写道：“政治的大体，在于兴文、振武、励农”，“其他百事，皆以此三项为据。”在“留守内阁”执政期间，西乡基本上贯彻了这一政治纲领，沿着明治政府既定的路线向前走了一段路程。但西乡隆盛始终是出身于下级武士，他一直呆留在日本国内，没有经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洗礼，因此始终未能跳出武士的世界观。1873年春夏之交，鸟尾小弥太少将曾向西乡建议废除征兵，用武士代替，以士族专政的方式在全国施行“武政”。西乡对此建议表示赞成，此举也证明了西乡的想法。当面对着曾经充满荣光的武士如今却处于如此潦倒的境地时，西乡觉得自己有义务为他们寻找一条生存的道路，但是又要保证明治维新的胜利成果不能遭到破坏。他不具有板垣退助那样的思想，没有意识到利用政党的力量为其争取利益，所以此时的最好选择就是征韩，但大久保等实权派认为此时日本当以内部发展为要务，拒绝此时征韩，西乡也因此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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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乡下野之后，致力于私学校的建设，并未想在政治上再有所作为，其原因大约在于西乡自己也许明白，武士的光辉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自己虽有心而力不足，征韩之事被否决已经可以看得出政府的决心，与其这样不如不闻不视，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提供力量，给落伍士族一些出路。但西乡没有料到的是武士废刀令与家禄制度的终止，引来各地武士极大的反弹，熊本有“神风连之乱”，福冈与山口则有“秋月之乱”和“荻之乱”。鹿儿岛的萨摩藩本来民气就刚勇，藩士们特立独行惯了自然更受不得这样的委屈。他们不交税，不接受文部省所颁学制，更不行废刀令，相反，带刀聚酒，拥兵自重。待遭到政府的忌惮与辖制，不免群情汹汹，暗生反意。此时藩内的政治已非政府可以节制，诸如滥发军票等举措所造成的混乱更让政府无法收拾。人人都看得明白，那里的反叛已不可避免。很决，随岛上兵工厂被收归陆军部，萨摩人找到了起兵的借口。他们酝酿的结果是，公推西乡为领袖，与政府军一战。其实萨摩藩的反叛除了民风使然之外，对新政的不满和对西乡的期也是很强的支撑力量，那时的西乡，并无反意，当这边萨摩藩士预谋反叛，他正在大喂半岛的小根占打猎。待接获消息，不禁一声长叹。能忍心看着自己的子弟暴走而不怀“但以此身付众尤”的心情吗?他明白，自己的决定只能是一个武士的决定，自己必须与武士兄弟站在一起。对于西乡来说，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但也绝对可以理解。就这样，他匆匆召集四万多人，在一个五十年未遇的大雪天，发动了反政府的浩大叛乱，这就是著名的“西南战争”，也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场内战。正是这场战争，将他彻底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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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可知，无论是西乡的“征韩论”提出，或者是参加萨摩藩的反叛，归根到底都是因为他的武士身份，他为了挽救在新政中处于劣势地位武士，给他们工作的机会和新的战场提出了征韩论，下野之后创立私学校提高武士的生存技能，当得知反叛势头不可逆转的时候，他宁愿顶着逆臣的名头也不愿意背叛武士阶层，也许他一开始就知道西南战役的胜利会属于政府，但他宁愿用鲜血来为新政铺平道路，为武士敲响最后的战鼓。归根结底，西乡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但他更是一名武士。也就是因为西乡这种可爱的纯洁，兵败返回鹿儿岛时，父老不以子弟之死为惜，寡妇忘其夫，孤儿忘其父，反悼“先生”之亡，西乡人格之伟大由此可知。时至今日日本人人奉为精神上的崇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