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提供的援助

　　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活动，主要呈现三种情况。

　　一是通过各种途径推动和发起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如以季米特洛夫为代表的共产国际，从“九一八”事变起就一直大声疾呼，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团体运用各种形式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开展了同样的活动。柯乐满等“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简称“世界学联”)代表团，1938年来华考察中国抗日战争后，推动“世界学联”组织一个宣传团体到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荷兰的著名大学，宣传中国青年的生活与抗日斗争。美国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同盟、美国劳工联盟、“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等，都曾大力促使美国政府和国会采取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措施，如对日禁运军需品等。英国民权保障会发起成立“援华会”，开展声援中国、抵制日货的运动;英国“国际医药援华会”组织了国际红十字医疗队。法国民间成立多个援华组织，如中国人民之友社、法国援华委员会等，并推动法国一百多名议员在议会中组织援华集团。国际运输总工会及其下属的各国工会，发起对日货的抵制和拒绝运送军火原料至日本的运动;著名学者杜威和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罗素、甘地共同签署发表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呼吁断绝日本经济合作的宣言，等等。

　　二是代表政府做出或执行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决策。如“七七”事变后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提供中国急需的军械武器和派遣军事顾问、援华航空队援助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都曾做出有利于或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决策。还有一批执行各国援华抗日决策的官员，如美国驻华大使詹森、高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和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等;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苏联军事顾问团的朱可夫、崔可夫等;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薛穆和英国军事顾问团等。据1939年重庆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当时常驻重庆的外国人有1129人，其中英国人最多，有329人，美国人次之，有168人，苏联人有163人，这些外国人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商务、医务、教育等各个方面，尤以外交、军政人员为主。

　　三是直接介入和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战。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詹姆斯·贝特兰、汉斯·希伯、白修德、田伯烈等大批新闻记者以及美国海军军官卡尔逊和美军观察组成员等，深入中国抗日第一线采访，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中国人民英勇不屈、浴血奋战的真相，报道给全世界和相关政府。加拿大美国医疗队的白求恩、帕森斯大夫和琼·尤恩护士，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木克华、卓克华，由来自波兰、捷克、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苏联等8个国家21名医生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以及美籍医生马海德，加拿大的布朗、麦克卢尔、哈利生，新西兰的霍尔，德国的汉斯·米勒，奥地利的傅莱和罗生特，朝鲜的方禹墉等，或到前方诊治伤病员，或协助训练医务人员和传授医术，或参与筹设医疗机构。法国医生贝熙业冒着被日军捕杀的危险，频繁设法把宝贵的药品运送给中国抗日游击队。一些国际友人还积极参加中国的各项建设，如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开展经济救亡的路易·艾黎、乔治·何克、赖普吾、普艾达等;参加中国科技教育和交流工作的李约瑟、林迈可、班·威廉和克兰尔夫妇等;参加抗日文化建设的郑律成、尤里斯·伊文思、罗曼·卡尔曼，保卫中国同盟的国际友人克拉克女士、诺曼·法朗士教授和爱泼斯坦等;投身中国抗日斗争的野坂参三、鹿地亘、池田幸子、绿川英子、尾崎秀实、中西功和“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奋战在敌后抗日战场的朝鲜义勇军。有的国际友人还在危难中尽力救助中国难民，如由世界红十字会联合中国红十字总会等成立的上海国际救济会，创办上海“南市难民区”、救助大量难民的法国天主教神甫饶家驹。以约翰·拉贝和约翰·马吉为首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成员，在日军疯狂制造南京大屠杀之时，保护了数十万中国难民。美国医务工作者艾伦·R·鲍因顿在武汉救助两万多难民。还有声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印度国大党首领尼赫鲁等。他们中的一些人，把宝贵的生命贡献给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如白求恩、柯棣华、希伯，苏联志愿空军队的大队长库里申科、拉赫曼洛夫和“飞虎队”的美国军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