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父亲经历的惊险地下情报战(2)

　　父亲曾经给我讲过，他们把要拆的信件带回住地，等夜深人静了，点上油灯，用一根极细的竹片，将特务函件的封口挑开，然后抄录其中的内容。干这活，要胆大心细，不能出任何岔子，更要将信件的封口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贺进民曾回忆，他们巧妙利用机会，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1938年6月初的一天，贺进民在众多的信件中发现了一份国民党甘肃CC分子寄往南京的《情况汇报》。这是特务机关内部的信息交流。他打开后发现，其中说到了党组织在甘肃境内的活动情况。事关重大，他毫不犹豫，将信函截了下来，并迅速将消息传递给了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还有些外地来兰州的进步作家、作曲家没有合适的通讯地址，他就帮他们代收代寄信件。如进步作家塞克曾在兰州写过一个剧本，就是交给贺进民通过邮局寄往武汉发表的。

　　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长了，贺进民的活动就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关注。特务们给他“奸伪”的帽子，评价是“活动积极”。最后，邮政管理局下达了一份局长调令，将他调到平凉。这样，贺进民就和我父亲到了平凉，一起工作，一同住宿。

　　可是，特务对贺进民的监视并没有放松。后来，在我父亲掩护下贺进民从平凉先到了西安，又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了延安。人不见了，特务自然要询问父亲，虽然父亲说不知道，但特务却将他划入了另类名单。不久，又是一份局长调令，他被调回了兰州。此时，他已经在平凉工作了两年。1950年，父亲在自传中提到一件事，他在平凉和贺进民还有联系，从事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把从西安运来的延安新华、解放书店、西安生活书店的图书密运兰州。他们约定装书的包裹上不写具体的门牌号，只写信箱编号，将平凉作为转运站，看到有不同的信箱号码的包裹，就按照事先留下的地点，直接转发走。这样就省了许多事情，每天晚上特务们检查完邮件后，把可能扣留的信件、书籍刊物，内容多为往来延安的，他连夜偷封了出去。这是和特务面对面打交道的活，如此大量的书籍，稍有不慎，就会露馅，后果不堪设想。

　　父亲在兰州邮局又干了六年，这期间，工作方式和平凉差不多。父亲回忆说，他们与地处兰州市中央广场的兰州生活书店的负责人薛迪昌联系非常紧密，把生活书店的书设法转运到新疆，给新疆文化书店的杜重远。一方面把从新疆寄来的苏联的书籍转寄到延安。有时候，他们还把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反动宣传信件撕毁，或者扯掉地址成为无头信。

　　环境是相当的险恶，父亲回忆中曾用了“忍着声，沉着气，千方百计孤掌也鸣，单人独马”这样的话来形容他度过的六年时间。

　　突遭逮捕，关入沙沟特务监狱

　　1946年，环境日渐险恶。父亲就到邮政储汇局。谁知，特务正在向他扑来。

　　1946年8月22日下午，父亲下班回家路过木塔巷时，三个特务将父亲突然蒙住双眼，秘密抓捕投入到李家湾的沙沟秘密监狱。这是一个专门关押共产党员和政治犯的监狱。中共甘肃工委书记罗云鹏就曾被关押于此而光荣牺牲，王洛宾也在此关押过。父亲被关在小号子，这是非常小的监牢，坐不得，躺不得，只能蜷缩着身体。四个月内特务们不停审讯，要父亲说出兰州地下党组织关系，以及和贺进民秘密活动情况等，特务多次对我父亲施以压杆子、活埋、陪杀场等酷刑，使我父亲身体遭受了严重摧残，以至于晚年受病痛煎熬之苦。

　　后来，特务拿来一份口供，我父亲才发现遭受了叛徒陷害。说我父亲“是西北党的地下领导人，将中统系统的名单转交到了延安，和贺进民往来用洋文电码”等等。都是些无中生有的事情。特务将我父亲审讯了四个月，也没有弄清楚我父亲与贺进民所做地下秘密工作情况，无奈只好把我父亲关押到了监狱的大号子牢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