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政治制度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打退日军、摧毁伪政权的基础上,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新政权,这种政权必须是比国民党政权更先进、更具凝聚力和动员力的社会结构,才能组织全民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为此,共产党在根据地局部执政的条件下,践行先进政治体制的探索和实验。　“三三制”政权是个创造。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政权,实行“三三制”,即在政权机构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共产党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人士占三分之一。这是适应抗战需要在政体上的一个创造。刘少奇说:“它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全体人民和在抗日斗争中团结起来的中国各阶级的联合政权。……它是在中国反帝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的。它是没有先例的。”这是除汉奸、反共分子以外的统一战线政权,是具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权。毛泽东说,在这种政权机构中“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这与当时国民党政权相比具有明显的先进性。

　　参议会是抗日根据地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县级以上建立参议会,区、乡设参政员,并以立法形式确定其宗旨和职权及有关事项。其职权是选举、罢免政府领导人员,创制、复决法规,批准计划、通过预算。参议会产生政府和法院,并监督政府和法院。参议会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广,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界团结抗日的积极性。原地方精英与新四军和抗日政权形成融洽氛围,特别是一些被选进或者聘任为参议员和区代表的乡绅,表现出空前的抗日热情。这使根据地政权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大大加强。一些跑到敌占区的地主开始回乡,乡绅富商也有了在根据地投资经营的积极性,造成“根据地内军民之协和共处,各安其业”,“抗战以来,其流亡他乡者,大半归家”。沦陷区、国统区的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纷纷投奔抗日根据地。

　　政治民主

　　民主程度反映社会进步程度,也反映政治制度的先进程度。国民党政权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普通劳动人民无权过问国家大事。华中抗日根据地用法律形式保证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权利。1941年1月,邓子恢在淮南津浦路东临时参议会上说:“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是为大众服务的,欢迎大家来批评。”人民有没有选举权,是反映这个政权是否民主的一个根本标志,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实行最广泛的民主,表现在实行最直接的民主选举制上。地主资产阶级总是借口民众不识字,文化程度低不可能实行民主。在抗日根据地则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委员张云川在《苏北见闻记》中描述:“乡民大会或区民大会开会时,把候选人加倍提出列坐一排,一一介绍其姓名、历史(实则本乡本区人大多相识),每人背后置一斗,如选举九个乡行政委员,则每一选民发给九粒黄豆,愿选何人,即在何人背后斗中投一粒豆,投毕数之,即得票数。后来觉得在何人背后斗中投豆粒与不投豆粒,仍似记名投票法,遂改为每一选民发给横纸条一张,纸上印有圈数与候选人数相等,愿选第几人,即用笔或炭将第几圈涂黑作记,投诸柜中,而后数之,即同样可得选举结果。”这种选举形式用现代眼光来看比较原始,但却能真正体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同时法律还规定保障抗日人民的人权、地权、财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及宗教信仰自由。著名新闻记者邹韬奋谈到对抗日根据地的印象时说:“民主政治的实现,三三制的彻底执行,使民主政治真正成为人民大众自己的政治。……我看到老百姓热烈拥护政府,使我对于十余年来为民主政治而奔走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吏治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