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凉山彝区的动员与宣传(2)

　　李仕安于1935年11月进入中央军校成都分校，1936年冬毕业，也是军校第一期学生。由于是雷波县本地彝族人，他对凉山彝区情况特别熟悉，就学期间被公认为“凉山通”。1942年刘文辉指派他为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上校参谋，辅佐刘元暄办理彝务，同时任《新康报》负责人。后又历任忠良区区长、“宁西特区”(今普格县)区长等职，多次成功地调解彝族的冤家械斗和彝汉矛盾，还担任“边民训练所”教育长，培养了一批民族干部。

　　1940年，为了对黑彝及其子弟进行短期训练，宁属屯委会于西昌设“边民训练所”。李仕安、岭光电都曾担任宁属边民训练所教育长。训练所教育大纲总则规定：“本所为在宁属推进边政，开发资源，增加生产，提高边民文化，启发边民知能，俾知服从政府，以完成抗战建国之任务，特调选倮族头目及其子弟通晓汉语文之倮族青年，现任政治指导区之堆保主任，及保甲长暨前土司土目及其亲属入所受训，教以现代军事政治垦牧各科之常识，与简单技能，俾其有国家观念，民族意识，而知为国家民族服务，成为优秀边民”，其训练方针为：一则“使学员明了国家民族与自身之关系”;二则“使学员了解中倭战争之意义在求国家民族之永久生存与独立自由”;三则“使各学员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信念”;四则“使各学员了解民族平等之真义，汉倮一家有精诚团结之必要”;五则“使各学员备具现代军事政治垦牧必需之常识与简单技能方可出而指导广大倮族民众”;六则“使各学员知道尽忠国家，服从政府命令为国民应尽天职”。通过训练让彝族上层真正理解彝汉团结和抗战的意义之所在，培养了许多彝族干部，“到42年共训练彝族学员651名，成为各县彝族区保甲骨干。”

　　国民政府在凉山彝区的宣传

　　抗战军兴以来，边疆诸省便成为大后方的重镇，彝族同胞也成为举国重视且极需开化与教育的对象，西康省政府以各种形式在彝族地区宣传抗日。1942年，刘文辉组建“西康省战时工作团”，下设戏剧、美术、音乐等队，赴会理、盐边、盐源作抗日宣传，该团持续11个月，后因战事稳定，西康紧张状态缓和而撤销。报纸是政府向国民传达意识的喉舌，西昌行辕和宁属屯垦委员会在西昌分别创办《宁远报》和《新康报》，报导西昌等地政治、经济及社会等方面的消息，刊载西康省府的重要训令、相关政策;西康三民主义青年团于1939年创办《西康青年》，宣传“三民主义”，呼吁青年人参加抗战建设。其中《宁远报》是唯一的日报，曾昭抡在1941年考察大凉山，路过西昌时称其是“宁属唯一的日报，站在街上看一看，免至对最近亚欧战局发展情形脱节。”可见报刊在西昌这个抗战重镇的作用，国民通过报刊得知抗战进展状况，政府以此来动员宣传，调动国民关心国事、战事。

　　政府认识到身处大山深处、由于交通不便而造成的信息闭塞，置彝族同胞于民族抗战大业事外的事实。加之彝族同胞由于彝汉隔阂、交通闭塞等原因，处于原始状态的奴隶制度下，不知道“民族”“国家”为何物，其内部还经常发生家支间的械斗，称“打冤家”，“因此在夷族中，完全没有民族统一的思想”。内部尚且如此，更何况与其他民族呢。介于此种情况，政府、机构多次组织考察团深入凉山彝区宣教，向彝民传播“国家”观念，培养其民族意识。1939年，梁瓯第入凉山考察时，路过昭觉，一个彝人对他说：“你们汉人打冤家，打日本人不过，现在日本人已经打进西昌，日本飞机也来了，我们跟日本人是亲家，你们不得了。”凉山深处的“生彝”不知国难当头，反而带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考察凉山彝区过程中，梁瓯第与彝人辩驳、打赌、说教，用各种方法让彝人知晓“汉彝一家、共同抗日”，他将随身带的宣传画翻译讲给彝人听，“他们始知道有政府，有领袖”，用彝人的古老传说来解释汉彝是一家人：“天生有三种人，一种是黑夷，一种是娃子，一种是汉人，以及孔子。右手造汉字，左手造倮文，证明汉夷是一家。”1941年，曾昭抡考察凉山时，途遇昭觉县被征到西昌修机场的壮丁百名，昭觉县长向其反映说，起初他们不肯去，还有谣传说要将他们送去打箭炉，经县长召集大家解释这是为抗日而劳动服务，劝他们踊跃参加，他们才同意了。路途中曾昭抡还结识一位曾为抗日捐过“飞机钱”的黑夷首领，县政府答应奖此黑夷一枚国旗。在凉山所经之处，彝人对“委员长”都很崇敬，提及“委员长”，敌意渐消。从不知有“民族”“国家”到对同一领袖的认同，说明彝族同胞逐渐有了对“中国”的认同，逐渐产生了“护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