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丽：试论二战中日本教育工作者的战争责任(6)

　　中小学阶段军事性、宗教性浓厚的教育熏陶，是“炼成皇国民”的基础环节。中等以上的学校，则一定程度上被当作兵源基地。为了便于全面控制广大青少年，1935年青年训练所和实业补习学校被整合为青年学校，专门招收完成义务教育后已进入社会的青年。为了保证入学率并控制教学内容，青年学校从1939年开始实行五年义务制，修身、国史等需使用国定教科书。将青年学校纳入义务教育范畴，“是要让300多万劳动青少年大众，在升学道路被封堵的差别性学校制度下，按照统治者的设想，经过长达13年的皇国观念的浸染，在从青年学校毕业的同时被送进兵营，为了统治者而抛尸荒野”。(27)大学里，则被迫建立了一些专门为战争服务的科研机构，设立了各种适应战争需要的课程、讲座，且学制年限不断被缩减，以便让更多的大学生尽早完成学业去参军。随着前线战事吃紧，1943年9月开始实施“学生出阵”政策，到1945年战败为止，约有30万大学生放下书本奔赴战场。

　　总之，从中小学到青年学校乃至大学，天罗地网般的“忠良臣民”、“皇国民”驯化，致使广大青少年丧失了起码的是非判断能力，更不具有一点权利意识。对权威盲信盲从，是日本国民被军国主义势力蒙蔽、利用，把为对外侵略战争卖命当作“义勇奉公”、“尽忠报国”的祸根。

　　三、教育报国：教师是军国主义势力的帮凶

　　二战期间，日本教育工作者推行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教育政策，积极为对外侵略战争进行兵力动员和思想造势，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的帮凶。二战后，在被盟军占领并推行教育民主化改革的背景下，部分言行激进、被称为“思想皇军”、“教育军人”的教育工作者，曾一度被追究相关责任。

　　(一)教师助推对外殖民侵略

　　二战期间，教师不仅在日常教学中向学生灌输要“为了天皇而死”的非人道观念，有些还亲手将青少年学生送往海外战场、殖民前线，或大力宣扬对外扩张侵略思想。

　　教师积极鼓动学生参军入伍走上海外战场的例证不胜枚举。高等小学校毕业、15岁加入海军的少年兵渡边清，在1944年10月的莱特岛海战中历经九死一生幸存下来。他后来回忆自己的学生生涯时满怀愤懑地表示：“教师的所作所为，我绝不原谅。他们说，不当军人就不是人。对我而言，教育就是往死里逼的代名词。”(28)有学者指出：战争时期，教师不仅对军部等权威唯命是从，甚至抢先推行军国主义教育方针。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教师与一些有家世背景的“优等生”联手，欺凌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弱小者，为学生树立了坏榜样。“在某种意义上，战争时期的教师就是穿着西服的军人。不仅狡猾地从孩童内部利用他们逃避自身责任并巧妙利用时局，甚至率先压迫学生，这一点简直比军人还军人”。(29)

　　积极劝诱学生加入“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也是教师助力于对外殖民侵略的例证。由于1938年初次招募的人数少于预计数额，翌年便开始向各道府县摊派名额，各县又分摊到各村小学校。于是，教师们开始东奔西走，凭借自己在家长和学生中的威信，煽动、诱导青少年加入。对于那些应征者，教师的影响要远大于他们的父兄、友人及官方宣传的影响。二战后有人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时说：“教育——那时，完全是军国主义教育。……村里没有军人。尽管不知道军人和教师谁更了不起，但在没有军人的村里，没有人能比教师更了不起。对于教师的话，儿童自不必说，家长也绝对信服。正因如此，一经教师游说，便把自家十五虚岁的孩子送往军队或满洲了。”(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