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丽：试论二战中日本教育工作者的战争责任(4)

　　日本的近代教育，以“忠君爱国”为基本理念，以“忠良臣民”为培养目标，其“在本质上是非近代的”。(12)非近代性的奴化教育，使国民牢固树立了无条件忠顺天皇的观念意识。这种忠顺的思想品质推衍到学校、军队及社会生活中，就是对权威盲目信任和绝对服从。

　　(一)天皇的超级权威

　　近代日本，天皇既是宗教领袖，也是军队统帅和国家元首，凡是以天皇名义发布的“敕谕”、“敕语”和“敕令”，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及无可置疑的神圣性。一方面，明治政府推行“祭政一致”制度，以天皇崇拜为中心的日本固有的信仰神道被奉为国教，天皇被尊为“现御神”——以凡人形貌现身于人世的神，即国家神道的最高领袖。如，《宣布大教诏》(1870年2月3日)曰：“朕恭维，天神天祖立极垂统，列皇相承，继之述之。祭政一致，亿兆同心，治教明于上，风俗美于下。”(13)另一方面，1882年1月4日发布的《军人敕谕》明确了天皇历来作为军队统帅的地位，并要求军人务必恪守“以尽忠节为本分”、“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务质朴”等准则。(14)此外，《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年2月11日)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天皇“万世一系”的身份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确定其“总揽统治权”，包括拥有不经议会审议而发布“敕令”以代替法律的权力。(15)

　　天皇的超级权威，充分体现在学校教育和国民道德教化中。首先，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1890年10月30日)，是国民教育最大的魔咒。《教育敕语》文曰：“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16)在强调“国体”的基础上，要求“臣民”要“克忠克孝”、“义勇奉公”，由此确定了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方针。《教育敕语》是学校教育中的圣经，全国各中小学校都设有“奉安殿”，专门用以供奉《教育敕语》及天皇夫妇肖像。此外，文部省明文规定，凡是在固定的节庆日和纪念日，所有小学都要举行宣读《教育敕语》的仪式，通过对天皇及其家族进行歌功颂德，以使中小学生“涵养忠君爱国之志气”。(17)小学的一些教科书，如“国史”、“修身”等，都以《教育敕语》为思想准则进行了修订。而且，详解《教育敕语》的《敕语衍义》还被确定为师范学校和中学的教科书，以使广大青少年“修炼孝悌忠信之德行”、“培养共同爱国之义心”。(18)通过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天皇崇拜观念和臣民意识被灌输给每一位青少年，进而成为全体国民共同的观念意识。

　　其次，天皇亲力亲为，积极策动学校教师和青少年学生为对外侵略战争卖命。1934年春，来自全国各地的35 000多名小学教员代表齐聚宫城前广场，天皇出面接见并发表了讲话，表示要大力振兴小学教育。小学教员们备受鼓舞，一致表示会为“教育报国”不遗余力，愿为“报答皇恩”鞠躬尽瘁。(19)近代日本非常重视师范教育及对准教员进行思想训导，再加上天皇的此番鼓动，小学教员们必定会死心塌地地追随天皇，并忠实地推行极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政策。1939年5月22日，来自全国的中小学生代表在宫城前广场接受了天皇的检阅，天皇寄语中小学生曰：“培育国本国力，以永世维持国家昌隆气运，其任极重其道甚远。而其任之所系，实在于汝等青少年学生之双肩。”(20)1941年5月22日，34 000多名青年学校的男女学生代表也接受了天皇的检阅。青年学校的学生是一些本已走出校门的社会青年，他们也被纳入天皇检阅的范畴，可见专政当局对教育的控制和利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学者指出：当局对教育的期望值异常高，说明战争的危机在加深。而天皇的会见检阅，是“将教育和青年的生命卷入战争政策的招魂仪式”。(21)

　　(二)学校的“皇国民”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