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6）(7)

　　1939年夏，经党中央和120 师批准，大青山支队改为骑兵支队，下编3 个营。1940年5月，又扩编为三个团。骑兵支队的主要领导干部，仍是原大青山支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即司令员兼政委李井泉、参谋长姚喆、政治部主任彭德大。不久，李井泉奉命回晋西北，姚喆接任司令员，陈刚接任参谋长(后为张成功), 1940年3月彭德大牺牲后，由张达志接任政治部主任，骑兵支队的组建，大大增强了我们部队的战斗力。指战员们充分发挥骑兵的长处，灵活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战斗，英勇杀敌，被日伪军视为眼中钉

　　1941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紧了对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扫荡”，并且发动了一场以“施政跃进运动”为中心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进攻的“总力战”。

　　在军事上，敌人的“扫荡”更加频繁，规模也比过去大得多，出动兵力一般都在千人以上，有时达三四千人，时间有时长达一个多月，并且多是步、骑、炮、摩托化诸兵种相配合，甚至动用飞机侦察、轰炸。

　　在政治上，敌人加强对伪军、伪政权的控制;对群众实行恐怖与怀柔兼施的手段，一方面大肆屠杀镇压，一方面施以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对我军实施欺骗宣传，妄图瓦解我军心

　　在经济上，敌人对我军实行严密的封锁，严禁粮食和其他物资运入山区，使我们的物资给养供应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军指战员有时几天吃不上一粒粮食，全靠野菜充饥。衣服也不能按季更换，在滴水成冰的冬天，许多战士仍穿着单衣行军打仗。

　　在这极端困苦的形势下，大青山抗日斗争还能不能继续坚持?我军指战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党中央和晋西区党委对大青山的斗争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41年l月，晋西区党委调苏谦益、杨叶澎、杨国兴、靳崇智、成枫涛等10名县团级以上干部到大青山地区工作。1941年秋，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接见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姚喆时明确指出：大青山斗争要做长期打算，搞好军事隐蔽，麻痹敌人，保存力量，坚持这块战略要地。1941年底，晋西区党委召集白如冰、杨植霖、白成铭等绥察区党委和绥察行政公署的负责人，到晋西北汇报绥远敌占区工作，并于1942年2月5日作出了《关于绥远工作的指示》。晋西区党委指出：“今天绥远工作的总方针不在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在于组织庞大的党与骑兵，而在于坚持游击战争，坚决执行稳蔽政策，积蓄力量以备将来”，党中央和晋西区党委的指示，为在困难时期如何坚持大青山的抗日斗争指明了方向。我坚持在大青山地区斗争的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这一指示，与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机智灵活英勇战斗

　　1941年和1942年，在大青山地区的日伪军总数达数万人，而我军已由原来的3500 人(包括地方党政人员)减少到2000 多人。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从指导思想上来了一个转变，由过去往重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改变为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由过去总想多打仗、打大仗，改变为尽可能避免与敌人正面冲突，减少无谓的牺牲和消耗。部队、游击队以隐蔽分散活动为主，各自为战。使敌人摸不清我主力所在，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战术上也更灵活了。敌人依仗其兵力多、装备好，总想一口吃掉我们，而我们就采取灵活周旋的方法，钳制、疲惫、消耗敌人。敌人上山，我军下川;敌人在山区乱转，我军在树林联欢;敌人想找我打硬仗，我偏和敌人捉迷藏;敌人集中兵力，我军化整为零。这些战术交替使用，使得敌人“扫荡”往往是乘兴而来，扫兴而归。一次日军六七百人从武川、萨拉齐、固阳三个据点出发，对驻石虎子一带的我骑兵支队教导团和绥西专署进行合击，我们得到情报后，立即上山隐蔽起来。大家在山上一边打着自制的扑克牌，一边望着山下转来转去而一无所获的敌人，禁不住开怀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