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晋绥 : 晋绥八分区交通线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侵华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地进攻、“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我实行封锁、包围、分割，延安我党中央通往敌后各根据地的交通屡屡受阻，不能直达。于是横贯在黄土高原上的晋绥交通线就出现了。晋绥是山西省和绥远省的简称。晋绥抗日根据地位于山西省西部和绥远省中东部，西临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东南面至同蒲铁路，与路东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北岳区和晋冀豫的太行区、太岳区相呼应。晋绥边区是阻敌西进的屏障，是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的前卫阵地，是党中央所在地延安通往敌后各根据地和北平、天津等地区的必经之路。因此晋绥边区担负着繁重的交通接送任务。在此期间罗贵波同志和我参加了交通接送的具体领导和组织工作，对此项任务的艰巨性感受颇深。

　　在8年抗日战争中，战斗在晋绥边区交通线上的军民，穿过敌人一道道严密的封锁线，游刃于星罗棋布的敌据点、碉堡间，巧妙的避开出扰和“扫荡”的敌军，把延安派往或从延安返回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及平、津等地的干部护送到太行、太岳、北岳三个地区，然后转送出去;把敌后各根据地到延安的干部接过来，护送过黄河到延安。8 年间安全地接送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数以万计的干部，包括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同志和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还安全接送了延安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及平、津往返的大量重要文件和军需物资，光荣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在晋绥边区，这些贯穿在犬牙交错的敌占区、游击区的我们的交通线，被誉为“钢铁走廊”。

　　敌人早就察觉了我们的交通线，并千方百计进行破坏、阻截、封锁。特别从1941 年开始，侵华日军接连在晋中平川敌占区推行“强化治安”，对我边区实行“蚕食”政策，在我山区不断“扫荡”，对我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使整个根据地处在日伪军分割、包围、封锁之中。还在公路和同蒲铁路沿线以及汾河沿线，相继增设了许多据点、碉堡。在一段时间里，我们抗日根据地渐渐缩小，财政经济困难，对敌斗争更加艰苦，晋绥边区的接送任务也更加繁重。1942 年延安整风，1945 年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各根据地和平、津等地的主要领导干部和代表，都要经过晋绥到延安，还要经过晋绥返回去。当时我们缺乏交通工具，就连骡马、自行车也很少，因此不论负责接送的，还晏被接送的多靠步行。每次穿过敌占区都需要整整一夜的急行军，行动必须迅速、秘密。

　　1942年11月，刘少奇同志从华中回延安经过太岳区由武装护送到平介县(敌占区)，再由交通队秘密护送到晋绥八分区。因为是夜间行动，路又长，一夜走不完这漫长的敌占区平原，必须在敌占区停留一天。在群众掩护下刘少奇同志在平遥县仁庄平安地住了一夜，傍晚继续向文水边山进发。当走到文水苏家堡，没见到与接应卫队联系的交通员 归来，于是便在一座古庙旁等候。突然，侦查员报告，前方上贤村一带有敌人埋伏，护送的人犹豫地望着少奇同志。少奇同志沉着而又诙谐地说：“我不是早已说过，完全听从你们的安排吗!既然没有与部队联系上，我看可以返回仁庄再住一天，那里群众基础好。”这样又返回仁庄住了一天。第二天这一行人，顺着田间小路步行30多公里，到达水县崖头村，由晋绥三分区部队送过离岚公路，经兴县前往延安。

　　1943年9月，彭德怀、刘伯承等同志一行40余人去延安，由晋绥八分区和太行二分区共同接送。在清源县汾河渡口，只有一条能载七八个人的小船，除掩护的几名同志和彭、刘首长乘船外，其他人都涉水过河。他们通过太汾公路，一口气走了30多公里的夜路，拂晓到达清源边山。正待休息时，忽听山坳里响起枪声，不多时得到报告，清源城有四五百敌人向这边开来。护送人员顿时紧张起来了，刘伯承同志却笑着说：“莫来头(没关系)，敌人来了我们就打，打不赢就走嘛!”彭总用望远镜观察后说：“看来敌人不是朝我们来的。”不出所料，来接应首长的游击四大队赶到了，报告说敌人是出来报复的，已被我们打退。彭总询问了草庄头战斗经过和八分区“挤敌人”的情况。他到了晋绥军区指示军区把八分区“挤敌人”的草庄头战斗作为典型战例通报全区，又建议中央军委给八分区增加了两个团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