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儿子参加革命了，准备死了！”(3)

2017-12-14 17:03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摸金校尉手机版

　　吴南生：当时的南委秘书长姚铎撤退住在我家，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在党组织决定让他到汕头待船去上海找新四军后，他回到澄海老家，生活腐化，与国民党人员(他的同乡同学)密切往来，有叛变投敌的嫌疑。为了不让党组织遭受更大损失，经请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决定让我把姚铎送到重庆，还是着眼于教育挽救。

　　1944年春节后，我们先从揭阳搭单车到丰顺汤坑，爬山越岭到达兴宁，乘上破旧货车走了几天才到韶关，雇了一个小艇休息，姚铎趁我困睡时说要上厕所，独自上岸一个多小时，更加可疑。当晚，我们乘火车到广西桂林转贵州独山，改乘汽车颠簸了三四天，才到达重庆。经历险阻，终于安全地把姚铎送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交给党组织。

　　我们在南方局招待所住了将近半年，和各地到重庆准备转延安的同志一起参加学习。这年夏天，林伯渠、王若飞从延安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王若飞在内部作了延安整风学习情况的报告，谈到了“抢救失足者运动”。这时，南方局准备利用谈判时机，输送一批干部到延安，大家都十分高兴，唯独姚铎紧张，情绪低落。数天后的一个早晨，他借故跟我吵架，大闹一场跑了出去，投奔国民党中统局，返回潮汕，准备诱骗地下党员上钩，一网打尽。

　　受南方局领导委托，我赶紧起草电报，通知林美南，按照事先约定的暗语，大意是“逆子不听教诲，卷款潜逃”等等。潮汕党组织经过周密部署，经过两次行动，把姚铎处决了。

　　在延安听毛主席作报告

　　南方日报：任务完成后，您没有返回潮汕，而是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当时延安的情况是怎样的?

　　吴南生：延安，是当时中国人心中的红星。宝塔山屹立，延河水奔流，人心都向往着它。我是1944年秋到延安的。当时从重庆去延安很不容易，要趁延安有人出来谈判时，形势较为缓和，开着一辆辆卡车，运物资特别是医药物资和人进去。我到延安后，被安排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一部学员是七大代表，他们1939年前后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一下子六、七个年头过去了。二部是县委书记以上的。党的七大召开，我们每天学习文件、听报告。中央党校的礼堂很大，毛主席、刘少奇开大会作报告就在这里。七大开幕前，经常会提前把报告稿发给我们学习讨论。我擅长记录，是负责记录报告的学员之一。

　　当时，延安的风气很民主、活跃。物资匮乏，生活艰苦，但大家都很乐观。延安的窑洞依山而建，女同志住在山下，男同志住山上。我住在最高的窑洞，要走333级台阶的泥路上去。每天在党校食堂吃完饭，再爬上去，就又饿了。冬天非常冷，饭堂的馒头我一手就抓了三个，装在棉衣兜里，晚上切开，烤着吃。

　　说件趣事!我从重庆带了一个铜脸盆到延安。这个宝贝作用可大了——白天打水洗脸、擦身子，晚上太冷，就当便盆，到了周末，我们广东老乡聚会，又用它来煮东西吃。邻居说，哎呀!这是他拿来撒尿的!老乡们笑着说，不怕，他的是童子尿。陕北人宰牛羊，只吃肉，不吃内脏、头、脚，我们就去拖来煮，吃得津津有味，把当地老乡吓了一跳。

　　黄炎培写诗支持共产党南方日报：去年南国书香节，您书写了黄炎培的一首诗《过茅台》，题记说“1945年秋，于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见黄炎培先生自书诗，忽忽七十年矣，岁月易得，因书志之。”这里面有怎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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