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中的彭德怀：曾提出八次建议直接影响毛泽东决策

 

　　四渡赤水中，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朱德的功劳是公认的，但除此之外仍然有很多人为这场战役做出很大的贡献，其中彭德怀就是其中一个。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彭德怀曾经8次提出军事建议，而这些建议都直接影响到毛泽东的决策。所以说，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他也是功不可没。
　　四渡赤水，从1935年1月19日红一方面军离开遵义北上，至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止，历时3个多月，辗转5000余公里，共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2个旅零10个团，俘敌36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在川、滇、黔边围歼红军的计划，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是红军赢得战略转移胜利的关键战役。这个胜利，是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结果，而彭德怀在这个过程中既努力贯彻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战略部署，又从实际出发，前后8次提出军事建议，对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决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一次：土城战斗难以为继，彭德怀果断提出：“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彭德怀支持会议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清算，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这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调集其嫡系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的军队各一部，向遵义地区进逼。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因此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北，争取赤化四川。1月19日，红军各部沿着大娄山脉的崎岖小路，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川黔边境进发，准备夺取土城、赤水。
　　土城位于黔西北，是赤水河畔的重要渡口，也是川滇黔三省通道的交汇点。北面通往四川腹地，西南面通往云南，东南面通往重庆、綦江和遵义，因此土城自古有“一卒镇三方”之说。
　　27日，红军各部到达土城地区。中午，红军中央纵队后卫五军团与从綦江赶来尾追的川军王牌郭勋祺部在良村以西的梅溪河打了一仗，川军紧追红军不放。郭勋祺部还抢占了土城北面青杠坡和石恙咀东南端，截断了红五军团与红四师十一团的联络。
　　情况十分危急，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等不顾疲劳，立即研究行动方案。为了扫除北渡赤水障碍，同时考虑到郭勋祺部追兵是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郭部。于是，毛泽东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提议：发起土城战役。
　　28日清晨5时，战斗打响。在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的指挥下，红三、五军团奉命在青杠坡阻击郭勋祺部，计划先吃四川军阀刘湘“一口”。出乎意外的是，这“一口”却很难吃下。因为郭勋祺部已占领了青杠坡东西两面的一些制高点，红军处于仰攻的不利境地。战斗打响不久，川军分三路抢占了靠东皇一面的高地。红三、五军团在尖子山等靠土城一面的山头上与敌对峙。红军接连数次向川军主要阵地银盆顶发起进攻，双方展开肉搏，互有伤亡。当红军浴血奋战，一鼓作气拿下银盆顶，并乘胜直追之际，川军增援部队赶到。红军立刻处于不利的境地。红三、五军团与川军激战半日，未能歼敌，反受敌所制。
　　这时才发现对敌情的判断严重失误：不是原先预计的4个团，而是3个旅9个团，而且敌军的增援部队还源源不断地开来。同时还发现原来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实际上川军的战斗力和武器装备比黔军强得多。
　　此时前面强敌猛攻，后面赤水河阻挡，红军处于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
　　28日下午1时左右，敌人向红五军团阵地轮番进攻。敌人依仗兵力优势和武器精良，采取小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步步进逼，企图动摇红五军团阵地。
　　面对此情，彭德怀意识到这是一场难以为继的危险战斗，土城不能再打下去了！他果断提出：“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
　　中革军委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
　　毛泽东立即召集中革军委主要领导同志开会。他坚定地表示：“为了打乱敌人尾击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郭勋祺部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立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29日3时，朱德发出野战军西渡赤水的命令：“我野战军拟于今29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拂晓前，红军除以少数部队阻击敌人外，主力分3路从猿猴(今元厚)场、土城南北地区紧张有序地全部渡过了赤水河。为了防止敌人尾追渡河，红军炸掉了浮桥及所有渡河器材，并向老乡赔偿。当追敌来到赤水河边时，看到滔滔的河水，只好隔岸兴叹。
　　可见，正是彭德怀的建议以及建议的被采纳，才避免了红军的更大损失和陷入困境。
　　第二次：北渡长江计划受挫，彭德怀冷静献策：向扎西转移，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
　　土城战役失利后，红军迅速渡过赤水河，寻求在古蔺、叙永地区机动作战，从宜宾上游过江，还是想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北渡长江、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计划。
　　可是这个计划无法实施，因为它与川军的作战原则冲突。
　　当时川军刘湘的原则是：红军只要不入川或者入川只是借道，就虚与周旋，保存实力，决不硬拼；如果红军想深入四川建立根据地，则拼死相搏，在同归于尽中求生存。现在见红军在江边徘徊不去寻找渡江地点，大有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意图，川军也只有硬拼了。刘湘立即以8个旅分路追截，并以4个旅沿长江两岸布防。
　　与此同时，薛岳兵团和黔军从贵州分路向川南追击；滇军3个旅向贵州省毕节和云南省镇雄急进，再次形成对红军的包围。
　　经过一系列的战斗，红军很快明白，川军的战斗力绝对不弱于中央军。面对川军的顽强阻击，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已经意识到北渡长江的计划暂时不太可能实现。
　　2月6日，中革军委指出：“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即应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建新苏区。”
　　不谋而合的是，在前线作战的彭德怀、杨尚昆看到部队落伍者较多，于2月7日向中革军委提出：目前须争取一两天整理休息，然后向扎西转移，并建议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这是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第二次向中央提出的战略性军事行动建议，建议被采纳。
　　就在当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正式明确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致电各军团：我野战军原定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打开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方针。同时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川滇边的扎西地区集中。这一决定改变了原定会合红四方面军、赤化四川的战略方针，从而及时摆脱了不利局面，争取了主动。
　　第三次：获悉娄山关守敌只有3个团，彭德怀立即请示：“拟以迅速动作歼灭此敌”
　　红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将湘军改为第一路军，何键为总司令，以其主力在湘西“围剿”红二、红六军团。薛岳兵团和滇黔两省军队组成第二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辖4个纵队，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
　　2月8日，红军各部主力先后到达扎西地区集结。2月9日，中革军委进驻扎西县城，在这里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问题。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会议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利用敌人主力和注意力集中在川南一线、黔北比较空虚的时机，作战方向转向黔北，寻找有利战机，消灭敌人。
　　蒋介石获悉红军西进扎西的消息后，急忙调整战略部署，企图将中央红军包围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聚而歼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们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逼近扎西的时候，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已定下了重返黔北打一次大仗的决心和部署。
　　2月11日，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开始东进。
　　2月15日，以朱德名义下达了《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作战目标，决先由林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然后分向桐梓地域前进，准备消灭由桐梓来土城的黔军，或直达桐梓进攻而消灭之。”
　　红军部队，在向娄山关前进途中，第十三团团长彭雪枫从俘虏和窃听电话中得悉，娄山关为柏辉章部3个团，娄山关南5华里处黑神庙有杜肇华旅。他立即将情况报告给彭德怀。
　　“万峰插天，中通一线”的娄山关是黔北第一险隘。北到桐梓30里，下山40里到板桥，再走80里到遵义，因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成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获悉这一情况的彭德怀、杨尚昆立即意识到这是一次攻歼黔军的良好战机，马上致电朱德建议：“我们拟以迅速动作歼灭此敌”，并计划由第一、三军团于26日拂晓向黑神庙攻击，同时建议干部团赶上，在正面作预备队。
　　此电也发给了在桐梓的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林彪、聂荣臻于20时致电朱德，同意彭德怀、杨尚昆提出的意见，也主张红军“应以主力在娄山关以南消灭此敌，以一部阻止桐梓以北之敌”。彭德怀的建议很快被中革军委采纳。
　　25日上午9时，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的4个团同时投入战斗。这一仗历时5天，红军以3万之众，一路摧枯拉朽，横扫550多公里，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毙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蒋介石连连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第四次：重占遵义后，彭德怀大胆主张：向黔、川、湘、鄂方向发展，靠拢二方面军创造根据地
　　蒋介石得到红军重占遵义的消息后，再也坐不住了，3月2日，急忙飞往重庆，亲自上阵“督剿”，以图“雪遵义失败之耻”。他在地图上围绕遵义画了一个大圆圈，并据此从东西南北调兵遣将，企图采取堡垒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北夹击，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
　　3月1日，中共中央进入遵义，并在这里召集会议，讨论形势、任务、出击方向、歼敌目标等事项。
　　关于歼敌目标，中革军委决定以九军团在桐梓至遵义间地域活动，吸引川敌向东而牵制之，主力则西进遵义至仁怀路上，故意徘徊，吸引更多的敌人来围攻，并乘吴奇伟部刚吃败仗在乌江南的机会，突击周（浑元）敌，在运动中消灭之。
　　关于出击方向，3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中告知了全党：要“打大胜仗”、“赤化全贵州”、“赤化整个云贵川叁省”，“用一切努力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来建立苏区根据地，是目前每个共产党员最中心最神圣的任务”。
　　对于出击方向，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主张“乘胜占领遵义（后）向桐梓以东、沉水以北、长江以南，以彭水、秀山、酉阳、永绥、永顺、龙山地区为中心，靠拢二方面军创造根据地”，并认为“这是可能的，也是有利的”。
　　当时，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占有桑植、大庸、永顺3座县城，主力部队1.1万人，地方武装3000余人，基本群众50多万。彭德怀的建议如被采纳，两支红军合在一起，有利于打歼灭战，有根据地依托，伤员可就地安置，物资容易得到补充，根据地扩大可得到更多兵员参军，还可以向西扩大到黔北，甚至北渡长江，扩建新苏区。
　　另外，从敌情看，向黔东北出击，进取黔、川、湘、鄂边界地域，敌军蒋在珍一向对红军避战。周浑元纵队5日集结后6日出动，在红军尾后有数天行程。东渡乌江地段宽阔，总可找到薄弱空隙处过江。所以，彭德怀说的“可能”和“有利”并非虚语。但当时中革军委的作战目标是消灭中央军周浑元纵队，所以，彭德怀的建议未被采纳。
　　第五次：前敌司令部进攻鲁班场的决定已经作出，彭德怀却表示反对：“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停攻鲁班场
　　由于周浑元部听令蒋介石，对红军紧追不舍，其对红军构成的重大威胁是地方军阀无法相比的，是建立黔北根据地的主要障碍，因此周浑元部成了红军的重点打击对象。如果打击周浑元部成功，红军不但能立刻解除心腹之患，还能震慑四方之敌，大涨士气，从而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
　　但周浑元纵队坚守阵地不肯出战，红军3月5日、6日两次寻歼周浑元部未果，消灭周浑元部计划暂无法实行。
　　3月10日，林彪、聂荣臻向中革军委发出一份万急电报，提出进攻地方军阀驻守打鼓新场的一个师。理由是既能稳操胜券，又便于扫清西进之路。但这一建议，明显不符合前敌司令部打击中央军的部署，遭到毛泽东反对，但“朱德认为林、聂建议可取”。
　　于是，前敌司令部里发生了分歧。
　　几经论，最终按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不进攻打鼓新场。
　　3月12日，在苟坝附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会议还作出了战略方针及贯彻措施的决议，由中革军委13日下发各军团：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控制赤水河上游各渡口，作为转移枢纽，以消灭王家烈部与薛岳部队。
　　3月13日，前敌司令部决定进攻鲁班场之敌。对此，彭德怀则表示反对。
　　从地理位置、地形来看，鲁班场位于仁怀县城西南23公里处，距茅台20公里。东有凉风垭，其上摩天岭海拔1400多米。西接马鞍山，西南至三元洞五六公里间为横形田坝，东北是丘陵地带到坛厂。下场口两山对峙成钳形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从双方的兵力来看，周浑元第三十六军辖3个师，鲁班场为第五、第九十六师各3个团。其第十三师辖2个旅4个团位于鲁班场附近三元洞。但从编制员额数、火器、弹药综合力量看，红军难说有优势。
　　从敌军的形势来看，周浑元部从11日开始陆续到鲁班场、三元洞后，驱赶群众伐木砍树，在周围山上修工事、挖战壕、筑碉堡，壕沟前每隔1米埋设大木桩，相互缠绕藤条、布置荆棘，构成一道道障碍。
　　正是基于这些分析，彭德怀和杨尚昆向前敌司令部建议：“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寻求机动。”
　　但彭德怀向前敌司令部提出的建议未被采纳。
　　3月14日，红军前敌司令部发出绝密电报，决定于次日发动向周浑元部的进攻。军令如山倒。3月14日，遵照中革军委命令，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进入鲁班场东南地区。
　　3月15日拂晓，红军先向鲁班场第五师阵地正面进攻，遭到猛烈反击。战斗异常激烈，敌我双方，往复进退，白刃格斗，血流漂杵，一些地方齐人深的荆棘茅草被践踏为平地。由于敌兵力集中，工坚地利，并不时派预备队反击，红军虽多次突入敌方阵地终无大进展。战至天黑停止攻击，与敌对峙。
　　鲁班场之战，是红军在贵州继土城、遵义城南高地防御战之后，又一次硬仗、恶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1000余人，但也牺牲480人，伤1000余人。牺牲的同志，不少是长征前在战斗中涌现出来的精英骨干。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如果彭德怀关于停攻鲁班场的建议被采纳，是不是可以避免红军的一次重大损失呢？
　　第六次：三渡赤水后，彭德怀积极提议：继续西进，吸引川、滇两敌，然后脱离川敌，与滇敌作战
　　红军三渡赤水后，集结在古蔺县城东南，赤水河弯曲部以北、以西的龙山、大村、鱼岔、铁场地域休整。这里地域狭小，物资匮乏，主副食、骡马草料均难长久供应。而蒋介石发现红军西渡赤水后，一面连续出动飞机对红军狂轰滥炸，一面严令各部队不分昼夜地在赤水河沿岸建立以碉堡群为依托的封锁线，企图重演第五次“围剿”中的“铁桶计划”。
　　面对严峻的形势，红军必须抉择下一步行动方向和地域。
　　3月20日，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报告：一、根据20日前的敌情，我军应继续西进，吸引川、滇两敌，然后脱离川敌，与滇敌作战。二、为迷惑敌人，应以九军团单独向西急进至扎西、威信地域，以迷引该地滇敌向镇雄、昭通方面。红一、五军团继续向回龙场及其以西引川敌郭（勋祺）师向古（蔺）、叙（永），然后脱离该敌向雪山关前进，掌握赤水河及其上游渡河点，在适当时机，一、三、五军团渡赤水河由毕节以东打回黔西大定境，求得与敌王家烈、薛岳决战。三、目前，我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保持自己的优势兵力，不应攻坚乱碰。
　　彭德怀的这个建议未被采纳，毛泽东认为“西进不利”。
　　毛泽东则从多年的斗争中，对蒋介石这个老对手已有深入的了解，他决定选择重兵云集的地方东渡赤水。这是一步险棋！但毛泽东明白，表面上看来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红军可以出敌意外，打乱敌军行动计划，趁敌调整部署之际，乘敌之隙，抓住战机。
　　20日17时，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名义电令各军团：要求各部“应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意，限21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战机”，并指示“此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为迷惑国民党军，红一军团1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至22日上午，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神不知鬼不觉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重返黔北。这时，蒋介石还在梦中，晕头转向，不知红军要到哪里去。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东渡赤水的方案不但神奇，而且正确。当然历史也就未能检验彭德怀的建议，其可行性只能作为历史课题研究探讨。
　　第七次：四渡赤水后，彭德怀分析指出：红军不应该向西南方向行动，应该南下渡乌江
　　红军四渡赤水后，右转南下，到仁怀至遵义敌封锁线北待机。
　　3月25日，红军向西南方向行动。朱德在给各军团负责人的电报中指出：敌第二纵队（周浑元）由赤水西岸之郡家渡改向枫香坝集中，其企图协同遵义之敌，截我东向，并令第一（吴奇伟）、第四（王家烈）纵队完成封锁，阻止我军南进。鉴于敌第一纵队分驻数处，第四纵队更为分散，第三纵队（孙渡）远在赤水、毕节。川敌追击部队距我两天行程，因此我军的作战方针，应集结主力占领坛厂、青坑之线，牵制敌第一、二纵队，以便突破包围继续前进，消灭敌第四纵队，扩大机动地区，向西南行动，并求得在敌向我追击或截击时，能于运动中消灭其一部或大部，以转移战局。
　　彭德怀接到朱德电令后，认为此时敌情已不利于红军再向西南方向行动，即于当日22时和杨尚昆致电朱德。彭德怀分析了战场态势：目前向西南寻求机动，首先要突破周（浑元）、吴（奇伟）、王（家烈）、孙（渡）纵队，这在战役上很难，而“转向到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根据调查所得情况，三军团（1月5日）原北渡乌江处的茶山关、桃子台（均川黔公路东）之线，只要有充分准备，4至6小时即可架浮桥。”他还指出，“近日部队很疲劳，须有一两天的休息和准备时间，故不宜有较大的机动。”
　　这是彭德怀就军事行动第七次提出军事建议：南下渡乌江。中革军委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26日，中央军委决定：以九军团暂留乌江北岸马鬃岭地区，伪装主力向长干山、枫香坝之敌佯攻引敌北上，一、三、五军团及军委纵队则乘敌人还未弄清我真实意图之际，改由枫香坝以东鸭溪、白腊坎地域通过遵义、仁怀之间的敌人封锁线，继续向南急进。
　　3月29日红军逼近乌江。这时的蒋介石还没有摸清红军的前进方向，只得电令滇军赶往黔西待命。他命令孙渡：“望孙司令速率所部，31日结集黔西，并望先就道一部，兼程前往黔西堵击为要。”
　　3月30日，红军已经来到了乌江边。蒋介石还是没有料到红军会南渡乌江，认为红军主力“必续向西南急窜”，只担心黔西被红军所占，希望孙渡“急速到达黔西”。
　　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渡江地段不是彭德怀提出的川黔公路东的茶山关、桃子台段，而是江口、大塘、梯子岩至对门寨等地。
　　此时的蒋介石如梦初醒，发现自己的判断失误。
　　第八次：红军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向在哪里？彭德怀慧眼独具：西渡北盘江，入滇
　　渡过乌江后的红军主力一反常态，大张旗鼓地喊出“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而部队的行动不是走公路直扑贵阳，而是出敌意外地朝偏向贵阳以东地区行动。
　　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前锋逼近贵阳。这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其周围地区只有第九师4个团。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十分惊恐，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准备随时逃跑。
　　4月4日，红九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黔军5个团，歼敌2000余人。
　　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在哪里？其时，中革军委判断敌孙渡部和吴奇伟部等有向红军追击和侧击的可能，为摆脱该敌，寻求先机，决定向贵阳西南的广顺、长寨集结。
　　4月13日，彭德怀和杨尚昆向朱德并中革军委建议：广顺以西地区约30里地带，尚可作战。若向西经羊武、溪场至北盘江西岸，山石峻峭，居民多是苗族，于我不利，易成对峙局面。且半年来作战经验证明，敌军对我作战，均先围后攻。故我野战军应迅速渡过北盘江袭取平彝、盘县，求得在滇黔边与孙（渡）部作战。周（浑元）、吴（奇伟）两敌距离越远，亦更易于战胜该敌。故我向滇改推进为急进，使我军更有回旋机会。平彝、盘县为黔、滇咽喉，四向均可出击，使敌封锁困难。蒋介石迫我南走桂境，利用追剿机会，解决西南，我军渡过北盘江后，其企图即告失败。目前，只有争取时间，才有空间，我军往西，甚至入滇，只要给滇敌一个较大的打击，我便有较大机动地区，则更能多得时间和空间，争取群众，巩固扩大红军，实现北渡金沙江的战略意图。
　　中革军委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4月16日，在接近北盘江时，彭德怀和杨尚昆向中革军委报告：“一、我军由鸭场到宿营地（荒田）均是苗寨大山，粮食困难，天久旱、缺水，部队连日露营，颇为疲劳，无向导，困难极多。二、铁索桥至马口洞无渡河点。三、沙子沟周围数百里有少数民族武装约千余人有师、团、营组织，并订有作战协定，他们反对国民党军及苛捐杂税。我军赠送给他们26支枪，并留一批工作人员开展该地工作。四、北盘江西岸还有少数民族百姓千人，其首领为原老七军干部。鉴于上述情况，建议我军目前改向七盘山以西、平彝以南罗坪地域前进，并于腋南、北盘江、河盘争取几天休整。”
　　4月18日，红军渡过北盘江，24日进入云南。
　　25日晚，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指出在滇东北与敌作战的不利因素以及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建议：“目前战略上已起重大变化。在目前形势下，我军已失去回黔北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开展局面。野战军应立即改变原定战略，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
　　26日，彭德怀给中革军委去电说：“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彝、盘县的良机，使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明日应继续向西北前进，渡过东洪江。”
　　28日晚，中央和中革军委开会，采纳了林彪、彭德怀等的建议，并于5月4日至9日在皎平渡靠6只船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从此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重新获得了主动权。
　　在四渡赤水的整个过程中，彭德怀8次提出军事建议，5次被采纳，为四渡赤水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杨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