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中三个问题：如何正确理解“得意之笔”一说

 

　　关于四渡赤水这场战役中，学术界依然对很多问题研究不清，而要更清楚的把握这场战役有必要对对这些问题进行澄清，本文将探讨的三个问题分别是：正确理解“得意之笔”、习水之战并不存在以及正确理解“调出滇军就是胜利”。
　　四渡赤水是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过程中经历的一次转折性战役，发生于1935年1月19日-3月22日。巧妙地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调动和迷惑敌人。当发现敌人的弱点时，立即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部，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相当大思想参考此次战役。但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在第一、二次渡赤水时连名正言顺的军事指挥头衔也没有，又怎么可能把四次渡赤水都看成是自己指挥的呢？在前三次渡赤水的过程，其实并无值得毛泽东有所“得意”的地方。
　　多年以来，关于中央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的研究，学术界对有些问题还不够明确。为此，本文拟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正确理解“得意之笔”
　　据聂荣臻回忆，陈毅曾经说过毛泽东把四渡赤水看作是人生的“得意之笔”。由于历史语境和“四渡赤水”这个词汇本身具有的模糊性，人们对毛泽东所说的“四渡赤水”产生了误解，以为就是当年红军的四次渡过赤水河，没有想到毛泽东指的是第四次渡赤水，这就使得对四渡赤水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误区。
　　当年的毛泽东不可能把四渡赤水作为一个完整的战役向陈毅介绍。也就是说当年的毛泽东不可能把红军在长征中来回四次渡过赤水河都看成是自己的“得意之笔”。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决非在遵义开个会就能一蹴而就的；更重要的是，当年毛泽东本人对遵义会议的认识与我们今天对它的评价大相径庭。他对自己在会上的处境曾打过一个鲜为人知的比喻：“遵义会议是借了别人的码头打仗的。”他决不会认为遵义会议开完后自己就突然成为全党全军的领导核心了。而事实上毛泽东在第一、二次渡赤水时连名正言顺的军事指挥头衔也没有，又怎么可能把四次渡赤水都看成是自己指挥的呢？
　　事实上前三次渡赤水的过程，并无值得毛泽东有所“得意”的地方。首渡赤水由于情报的错误，导致了土城之战的失利。“博古那时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对这次失利，毛泽东一再做过检讨。一次是在失利后不久：“毛泽东站在一个斜坡上注视全场，好象有点自责的神情，对集合坐在平地上的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指战员说：‘同志们，十几天前，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没有集中兵力），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另一次是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三条经验教训，内容与上述大同小异。对遵义会议后的出师不利，毛泽东岂会作为“得意”的理由？
　　二渡赤水是扎西会议的决定，目的是要建立黔北根据地。但关键性的鲁班场之战失利，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受挫，红军被迫三渡赤水另做打算。鲁班场之战时毛泽东是前敌司令部政委，自然也不会有可以“得意”之处。从这三次渡赤水的目的和结果来看，很难找到能使毛泽东感到“得意”的理由。恰恰相反，从毛泽东当时创作的那首有名的诗词《娄山关·忆秦娥》来看，他的内心世界凝重而悲壮，没有丝毫“得意”的踪影。
　　红军三渡赤水后，毛泽东于3月17日在川黔交界处赤水河畔的陈福村成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开始真正掌握了最高军事指挥权，指挥红军第四次渡赤水奇袭贵阳。这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直接面对最高对手斗智斗勇而实施的成功的战略欺骗行动，体现了战场上极为出色的智慧与计谋。
　　除了军事，我们再从政治上来看。在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事实上是与两个主要的政治对手同时短兵相接。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是以博古为代表的党内错误路线领导人。由于第四次渡赤水的成功，毛泽东不仅战胜了蒋介石，而且还战胜了博古，成为全党全军的领导人。就此点而言，其重要意义确实没有任何其他战役可以相提并论。
　　正确解读这句评价还必须正确理解历史的语境。毛泽东所说的“四渡赤水”由于当事人都能理解，因此对“第”字作了省略。不仅口语，当时的书面语也是如此，如遵义会议的决议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一“五次”当然就是指“第五次”。决议的头一句就是“听了博古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像这类省略“第”字的提法在当时的各种文件及以后的回忆录中可谓比比皆是，当事人是决不会误解的。如聂荣臻对红军1935年3月底第四次渡赤水和南渡乌江后的战局是这样描述的：“这个阶段，我们都是声东击西，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不断地调动敌人。这样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点路，疲劳一点。可是敌人却对我们捉摸不透，便于我们隐蔽企图，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以后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聂荣臻把“得意之笔”的时间界定在红军南渡乌江后，实际上就明确地解读了毛泽东的“四渡赤水”就是第四次渡赤水。
　　毛泽东把第四次渡赤水看作自己一生的“得意之笔”应该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他当然会牢记自己在组织上真正成为全党全军的领导人后成功指挥的第一仗。二是此役乃红军长征中化险为夷的关键一仗。可以说正是这一仗的成功，才奠定了红军长征能够胜利到达陕北的基础，也奠定了毛泽东作为小组主要成员全权指挥军事的地位。为此，他自然刻骨铭心、引以为豪。因此，四次渡赤水和第四次渡赤水，在研究中不能混为一谈，必须注意区别。
　　二、习水之战并不存在
　　习水之战据彭德怀回忆是红军四渡赤水期间继鲁班场之战后的又一恶仗。然而几乎找遍各种相关史料，别说有关其详细内容，就是提到这次战斗名字的也寥寥无几，其中叙述最为详细的是《彭德怀自述》：鲁班场之战“我攻击一天未奏效，黄昏撤退，继续西进，到离习水不远之某镇军委又决定打击追击敌潘文华师。该师九个团，系川军刘湘主力。战斗一天又未取胜，我乘夜撤退，渡过习水河继续西进。”此外，提及习水之战的还有三处，一是在《彭德怀传》第136页：“刘（少奇）、杨（尚昆）给中央的电报，反映了彭德怀同刘少奇谈到的关于部队指战员因连续作战而产生的一些思想负担，和过度疲劳的情况，以及不同意进行鲁班场和习水战斗的意见。”
　　二是《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01）》写道：“由于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而且有些战斗，如土城、鲁班场、习水等几次战斗，也没有打好。这就引起基层出现某些怨言。”三是《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彭德怀在会理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从上述文献的叙述内容来看，显然是直接引用了彭德怀的回忆。然而，习水之战很可能就是土城之战。
　　如果彭德怀所回忆的习水之战确实存在，其时间应该在鲁班场之战以后红军三渡赤水之前的路上。由于3月16日18时，朱德下达《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规定：“我野战军决于今16日晚和17日12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⑤而鲁班场之战红军是在3月15日晚撤退的，由此推断，习水之战当发生在16日白天，朱德下达三渡赤水河的命令也正是在习水之战后的撤退路上。但从地图上看，茅台在鲁班场的北面约30公里，而习水更是在茅台的北面约70公里。如果从鲁班场到茅台，根本不可能经过习水。此外，彭德怀在回忆中并没有提及红三军团作为主力的土城之战。从彭德怀对习水之战的描述来看，更像是土城之战，因为习水就在土城不远的北面。聂荣臻在回忆土城之战时说：“一军团首先攻占习水、土城等地。”而且很可能彭德怀把当时红军渡赤水河西进错忆为渡习水河西进了。
　　当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在回忆录中提到了3月16日的那次战斗：“鲁班场战役之后，再转回鲁班场，在遵义之西、鲁班场以东，打了一仗。”当时任红一军团一师政治部巡视团主任的肖锋在其1935年3月16日的日记里也有那次战斗的记录：“鲁班场驻有龙云军阀一个旅，红一、二师于傍晚发起进攻，激战三小时，未奏效，撤出战斗，伤亡八十余人。”可见3月16日确实也发生了一次红一军团不成功的战斗，但并不是习水之战，也不是红三军团参与的战斗。很可能在事隔多年后，彭德怀把土城和鲁班场两次相隔不远的失利之战的时间顺序弄混了。因此，基本可以认定鲁班场之战后的所谓习水之战实际上并不存在，是彭德怀在回忆中出了差错。
　　三、正确理解“调出滇军就是胜利”
　　在目前四渡赤水的研究中，不少文章和回忆录都用了毛泽东的话：“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然而在解释这句话时不是误解为把滇军从云南调出来，就是含糊其词。其实毛泽东的话是有针对性的。第四次渡赤水后，毛泽东在指挥红军奔袭贵阳的过程中，最为精彩的是牢牢把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迫使蒋介石三调滇军。一调是把滇军从云南的边界东远调到了贵阳西面不远的清镇。红军逼近乌江时，蒋介石急得连续发电给滇军司令孙渡求援。1935年3月28日上午8时，蒋介石给孙渡的电报中说：“务望兄部速取直径，用最快速度，于本月31日以前，赶到打鼓新场与西安寨间地区，俾得按期协剿，完成革命也。”此时的蒋介石显然没有料到红军竟然敢奔袭贵阳，因此令滇军赶往打鼓新场。3月29日红军逼近乌江，蒋介石的急电不再称兄道弟了：“望孙司令速率所部，31日结集黔西，并望先就道一部，兼程前往黔西堵击为要。”这封电报表明蒋介石已经难以判断红军的动向，只得令滇军赶往“黔西”待命。3月30日，红军来到了乌江边，蒋介石第三次急电有点不客气了：“查匪主力，29日已到安底、茶园一带，此时必续向西南急窜。唯恐黔西将于1日为匪所占。务希孙纵队本日到达大定之安旅，31日急速到达黔西。”此电表明蒋介石根本没有料到红军会南渡乌江。3月31日，红军南渡
　　乌江，蒋介石见自己的判断失误，赶紧急电孙渡：“昨派白腊坎部队现可收回，望兄速率全部向鸭池河、镇西卫、清镇前进。并望激励将士，兼程猛进，万勿延误。”蒋介石此时如梦初醒，又开始称兄道弟让孙渡急援贵阳。口吻尽管客气，却首次在电报末尾加了两句话：“盼立复。中正手令。”这短短7个字，杀气已经跃然纸上。当天下午，蒋介石仍然不放心，又给孙渡急电：“望兄部星夜兼程，经黔西，限明日到达镇西卫待命。盼立复。”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急得不许滇军睡觉了。
　　当然，蒋介石被迫调滇军时红军还没有入云南的打算。二调是把滇军从贵阳西面的清镇东调进入贵阳。3月31日，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并且一反常态大张旗鼓地亮出“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而部队的行动却出敌意外地不走公路直扑贵阳，而是朝偏向贵阳以东地区行动。红军所以如此行动倒并不是故弄玄虚，实在是因为得知孙渡的滇军正在夜以继日地赶往黔西地区，如果红军直扑贵阳，就很可能因为与滇军靠得过近而遭到拦截或尾击。朝偏东方向进军不仅能够同样威胁贵阳，而且还避开了滇军的锋芒，也靠近了湖南，增加了下一步行动的选择与变数。4月6日，红军前锋红二师已经拿下了贵阳东北约30里的水田坝，身在贵阳的蒋介石多少有点慌张，大致做了三项准备：一是加紧催促“勤王”部队速到贵阳；一是加紧城防工事；一是准备逃跑。据当时任贵阳市公安局长兼警备司令的王天锡回忆，蒋命令王：“你去准备一下，挑选20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12匹好马、2乘小轿到行营听用，越快越好。”
　　然而红军并未直接攻城，主力来到了贵阳东面的贵定一带，同时让小股部队在贵阳附近虚张声势，摆出即将攻城的架势。当孙渡部队以每天100多里的速度急行军400多里到达清镇时，龙云已经深感不安，因为清镇离云南边界太远，如果红军突然调头入滇，孙渡就难以迎头阻挡，故令孙渡立刻率部退向清镇西南的安顺以防万一。但蒋介石唯恐红军攻城，为加强城防保证安全，遂下令孙渡立即把部队开进贵阳。据当时任孙渡纵队第二旅旅长的安恩溥回忆：“连日红军在贵阳附近盘旋，形成围攻贵阳之势。蒋介石极感不安，乃急调已到清镇第三纵队全部入贵阳。适龙云电令孙纵队退驻安顺，意在不要太被蒋介石抓紧，好机动拥护云南。孙渡权衡后，为有利于云南计，仍允遵蒋令全部去贵阳。”显然，孙渡不敢公开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如果遵从了龙云的命令，那么，安顺在贵阳西南50余公里处，正好扼住红军即将入滇的要道。然而当时蒋介石对自身安全的考虑显然远远超过了对云南安全的考虑，根本不会允许已经赶到清镇的滇军在贵阳如此危急之际竟然退守安顺。
　　对孙渡的遵命，蒋介石大喜过望，孙一进城蒋就立刻接见，在大加赞赏之余，特地犒赏每团猪肉300斤，现洋60元，票洋100元，以后又颁发奖金3万元。应该说，红军对贵阳的佯攻迫使蒋介石命令滇军全部进入贵阳进行防御，这就给红军创造了挺进西南的机会。
　　三调是把滇军东调出贵阳城。如果说前二调是蒋介石在红军的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那么第三调则是毛泽东的有意设计，使蒋介石上了当。当时孙渡部队虽然已经远离云南，但如果红军要从贵阳东面向西南方向前进，驻守贵阳的孙渡正好可以迎头拦截。因此，当时红军要向西南前进，就必须想办法把贵阳的滇军再往东面调一调，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他这里所强调的“调出来”，并不是指把滇军从云南调出来，而是要把滇军从贵阳城里调出来。于是当滇军进入贵阳后，毛泽东使出了声东击西的一招：东调滇军出城。当时红军在贵阳东面进入湘西的必经之路清水江上开始搭建浮轿，摆出了一副攻城不成就进军湘西的架势，以引诱孙渡纵队东出贵阳尾追捞便宜。蒋介石果然上当。他认为红军兵临清水江，处境极为不利，只能背水一战。因“护驾”有功刚受到蒋介石重赏的孙渡急于表功，就亲自率队，全部出动，迅速东进，准备在清水江边与红军决战。
　　然而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是，当孙渡纵队行至半途时，清水江边的红军突然调头西进，直扑贵阳。据孙渡回忆：“我部队受到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搞得手忙脚乱，我在贵阳以东观音山黄泥哨跳车逃跑，几乎被活捉。”然而又一次出乎蒋意料的是，红军兵临城下却并未攻城，而是绕过贵阳向西南方向急进，跳出了即将形成的包围圈，又一次令蒋介石扼腕长叹。
　　本文摘自2007年第2期《近代史研究》，作者孙果达，原题为《四渡赤水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