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毛泽东能够击败蒋介石的非战争要素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一次正面较量，毛泽东在政治、军事战略上明显胜出蒋介石一筹，而除了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外，这场战役中还有很多非战争要素发挥了重大作用，包括红军出色的情报工作、国民党内部激烈的军阀矛盾、贵州地下党的作用、贵州气候地形的影响以及两种不同政党领导下两种军队存在的本质差别。
　　四渡赤水是两军最高统帅毛泽东，蒋介石在军事指挥能力上的一次最直接较量，毛、蒋其战略思维的优劣，将直接体现在对战争全局的把握上。红军取得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固然有政治和军事原因，与国民党军队比较，中央红军在战略思维上更胜于国民党军，在整个战役中始终牢牢把握住战争的主动权。战争不仅是力与力的对抗更是智与智、正义与非正义、民心与集团私心的较量。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除有其政治、军事战略原因外，还有其他非战争要素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情报工作
　　徐向前元帅曾指出四渡赤水，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而红军的密码他们都从来无法破译。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每一次战斗，每一次渡河，都是与红军情报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在赤水复兴场北进受阻，国民党川军两支部队共两个旅到土城尾随红军追击。面对北上赤水河受阻，尾敌紧迫的情况，中革军委认为，不击破国民党军的堵截，红军将无法前进。要按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必须首先消除后顾之忧。红军向土城青杠坡郭勋祺部发起猛攻。战至中午，虽予敌以重大杀伤，但未能全歼该敌且红军伤亡也惨重。战斗期间，周恩来、王稼祥指示二局局赶快搞清情况。军委二局马上在空地上架线侦收。中央二局技术人员当即破译密电。他们在敌军往来的电文中发现：周围布满了敌军，敌军的合围仅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外围只有蒋介石坐镇指挥的贵阳空虚。军委据此决策，立即从包围圈的空档中撤出，摆脱当面敌军，西渡赤水，脱离绝地。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的生死之战。在这个过程中，军委二局的情报工作起了关键作用。
　　3月10日晚，中央和军委高级领导人在苟坝研究是否攻打打鼓新场，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打，因得到的情报显示，驻守打鼓新场的是黔军“双枪兵”，不是红军的对手。只有毛泽东坚决不同意。通过分析电台破译的敌军情报，毛泽东已敏锐地感到蒋介石正在暗中向打鼓新场一带调兵遣将。当日23时，会议还在进行，突然传来敌军联络的信号，正在值班的戴镜元一下兴奋起来——敌人果然掌握了红军的动向，在打鼓新场布下了口袋。戴镜元拿着情报就往毛泽东住处跑。凌晨2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紧急会议，放弃进攻计划。周恩来感既地说：“如果我们贸然打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啊！。”
　　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为什么反对攻打打鼓新场？因为在开会之前，毛泽东接见了当时在贵州地下党组织情报负责人卢志英等同志尤其是与当地头人山登铭绅士接触了解情况。毛泽东从他们那里掌握了国民党中央军军薛岳、王家烈及滇军的驻防以及毕节周围，包括打鼓新场的山川形势都做过详细考察情况。正是毛泽东听取了卢志英等地方同志的意见，确信打鼓新场周围有国民党重兵把守，才不顾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坚持放弃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毛泽东不是先知先决，能掐会算，在同样社会情报背景，作出与众截然不同判断，而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这是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正确判断，使红军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毛泽东又一次次在革命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红军威逼贵阳的同时，4月9日，主力部队几万人从贵阳、龙里狭窄地段间悄然南下，全部通过湘黔公路向西疾进。时任红军总部作战局局长叶剑英曾说：“在龙里、贵阳之间不过60华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很难下这个决心。”  在长达四个月的四渡赤水战役期间，红军时时被敌人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都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地找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准确掌握了准确的情报。
　　综上所述，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情报工作的功劳是不容置疑的。 而四渡赤水战役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利用二局提供的情报，以他超人的智慧在众多情报信息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思索，并以他非凡的勇气，运筹帷幄，用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决心，挫败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乌江以北的计划，将拥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玩弄于股掌之上，扭转了极其危险的形势，成为伟人毛泽东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二、国民党内部的军阀矛盾
　　蒋介石在大陆22年，实际上，从未真正意义上完全统一中国。西南六省是中央红军长征主要经过的地区，六省的军阀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在蒋介石看来，红军长征是他扫除异已，扩展势力范围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地方军阀各个集团在红军突围、蒋介石严令堵截的形势下，意识到蒋介石一定会玩弄一箭双雕的伎俩。由此引来了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阀激烈的明争暗斗。龙云追而不堵、刘湘堵而不追。贵州军阀王家烈对红军总策略是防而不打。国民党“中央军”和贵州军阀的矛盾，川、桂、湘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以及地方军阀相互之间的矛盾，造就红军争取战略主动的有利条件。
　　在西南六省中，贵州的军阀力量最为薄弱，在蒋介石多年的分化瓦解之下，黔军内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当时黔军共有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等四个派系。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名为二十五军军长，但能指挥得动的部队仅两个师，因此收到蒋介石发来的阻截中央红军的电令时，王家烈是尽量避免与中央红军发生冲突，实在不能避免时，则主动退让，以求保住仅有的一点实力。而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为保住与王家烈抗衡的力量，以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在组织对中央红军的堵截作战时也是能拖则拖，能逃则逃。中央红军利用蒋黔军阀之间的矛盾，在贵州境内打了几个漂亮仗，为实现红军战略转移奠定基础。1934年4月底，中央红军进入云南，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派一部兵力直逼昆明，做出要攻占昆明的态势，惊惶失措的龙云顾不上蒋介石所布置的“追剿”红军的任务了，他急令紧随中央红军的三个旅停止追击，赶回昆明防守。这样离中央红军最近的追敌已撤回昆明，通向金沙江的道路已向中央红军敞开。再如蒋介石令滇军万耀煌追击红军。万为保存实力，他既怕孤军深入，被红军吃掉，又怕蒋介石以追击不力的罪名吞并他的部队。在万的先头部队与红军后卫火力接触，遭到猛烈反击后，万部就在遭遇地团街构筑工事，固守不追了。在蒋介石严令督促下，为了摆脱困境，他设了个金蝉脱壳计。当晚，他向蒋介石发电，谎称：在前进的方向上，尚未发现共军的任何行迹，故决定在原地休整一天，俟查明共军去向后，再尾击而“剿”之。第二日晚，他又继续向蒋谎报：经过一天侦察，前方仍未发现共军，将率部队从前线原路返回，协同友军从其他方向“围剿”共军。实际上，他在发报后即命令部队后撤了。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大怒，向万发出了“限即刻到”的手令，断言飞机侦察共军确实已经从皎平渡到了北岸，命令他仍从团街向皎平渡全力“追剿”，如再违令，将按军法从事。在蒋介石的严逼下，万耀煌只好重新向团街推进。滇军万耀煌师这一退一进，正好为红一、三两军团赶来皎平渡渡江争取到必要的时间。毛泽东利用了滇军欲保地盘而对中央红军追而不堵的心理，声东击西，在敌军疲于奔命之时，指挥中央红军于5月初渡过了金沙江，从此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粉碎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三、贵州地下党在四渡赤水中的作用
　　贵州地下党自红军二进遵义由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李维汉批准成立后，当即在红军这一著名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35年2月，中共中央派来的杨涛（即潘汉年）到达贵阳，与省工委秦天真接上头，听取了贵州工作的汇报，并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第一，做好面向遵义重庆，背靠云南的准备；第二，获取国民党的作战地图密电码地空识别标志；第三，掩护杨涛去上海以恢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的关系中央的三条指示，其核心是要贵州省工委配合中央红军开展武装斗争 。这在当时来说就是如何让部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甩开强敌，实现自己的战略转移，尽快找到落脚点 。所谓背靠云南，可以牵制滇敌，面向遵义重庆，则与川黔边的斗争相联结相互呼应，以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贵州省工委接受任务后，积极开展工作。兼任遵义县委书记的省工委书记林青及时向地下共产党员缪正元布置任务，获取敌人的密电码 ，缪正元利用在国民党黔军王家烈部的第一师电台工作之便，迅速偷抄有关电报命令，完成所交的任务 ，缪正元还按林青指示，随时作好准备，待与红军接近时，寻机携带电台投奔红军红军。三渡四渡赤水期间，秦天真通过打入国民党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设法获取到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地图与密电码本， 这对红军及时掌握敌情，正确制定自己的战略方针，起到很好的作用。此期间，贵州省工委遵照中央指示，派地下党员蓝运臧（女）护送中央代表杨涛，以夫妻名义，经广西香港安全抵达上海，让杨涛去上海作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工作蓝运臧顺利完成这一护送任务杨涛离黔时，留下与红军联络的暗号，在后来地下组织与红二红六军团联系中起到重要作用。此外，贵州省工委还利用各种机会，牵制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有力支援红军作战略转移。 譬如，在红军四渡赤水中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地下党员黄大陆，身任黔军二十五军第一师参谋长他以军阀应自保实力，不愿与红军拼杀的心理，多次劝说师长何知重以兵无宿粮为由，避开与红军作战。当红军一渡赤水时，何部按兵于桐梓，未参与土城战斗 。红军二渡赤水前，王家烈电令何部在二郎滩等处防堵，作战命令落入负责电台工作的缪正元之手，缪及时通过身边电台文书地下党员杨逸民转告黄大陆，黄又设法使何知重将部队停滞于习水土城一带，未参与堵截红军二渡赤水的军事行动，从而减轻了红军的阻力。在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的战役中，黔军主力一师与二师相比较，真正对付红军的只有柏辉章指挥的二师，而何知重控制的一师因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而停滞不前，基本未与红军接触，相反还从一师电台透露出一些对红军有利的情报。贵州地下党的这些活动，为配合中央红军转战川滇黔边区，调动敌人，打击敌人，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贵州气候地形对四渡赤水战役的影响
　　地理环境是客观存在。战争依赖地理环境而存在，发展。地理环境对战争活动又有一定的制约和影响。四渡赤水战役作为军事战略转移活动，地理环境对其产生重大影响不可忽视。贵州高原封闭多山，交通不便，阴雨连绵，云雾低垂的气候，以及在此影响下地瘠民贫，对红军转战贵州军事战略行动和进程产生较大影响。30年代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一方面给红军行军造成威胁和不便，另一方面，山地深林密布的环境，有利于红军战略途中隐蔽和防空，当地的“穷山”也比不利于国民党实施堡垒战术，而是更有利于红军打游击。贵州复杂气候地形更有利于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一是有利于夜行军，急行军运用。毛泽东指出夜战，近战是我们的光荣传统，过去我们就是靠这种办法消灭敌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近战和夜战能够发挥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避免敌人技术装备上的优势，是有效达到战争目的重要手段。二是有利于采取灵活机动的运动战。运动战是工农红军的特长。遵义会议后重新确立毛泽东的军事路线，红军正是利用贵州地形特征灵活机动地开展运动战，保存了自己，打击敌人，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四渡赤水4个月中，红军没停留一天，每天都在行军，不是行军就是打仗。红军借助贵州遵义的地形特征开展的运动战重创国民党吴奇伟部队，引起国民党各军的震动。滇军说红军是曲线运动，难以捉摸；川军说红军是太极图形，神出鬼没；黔军说红军是蘑菇战术，出奇制胜。遵义大捷之后，红军三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企图在乌江以北，长江以南消灭红军的包围圈，将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甩在乌江以北地区。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利用贵州山地有利地下运动歼敌，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相对于平原、丘陵地区，贵州山高、密林、沟深，加之阴雨天多，道路泥泞，国民党即使有现代化交通工具，也很难象平原或丘陵发挥更大作用。在30年代，整个贵州省，乃至遵义少有公路即使有，都是些简易公路，汽车行驶在云贵高原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上，每小时最多20-30公里，况且国民党大部队行军、宿营、补给等同样也十分艰难。国民党往往借助飞机进行侦察，而贵州遵义地区常年的阴雨天气是影响飞行的重要因素，阴雨多雾天气制约飞机出动的频次，也大大地降低侦察的效果，这就有效地隐蔽了红军的行踪，为红军在贵州灵活机动的穿插，运动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央红军从江西，广西进入贵州高原陌生环境，如何克服陌生的军事斗争环境 ，在无后方的白区贵州高原多环境中实现战略转移，当时红军是通过扩红增加贵州籍士兵解决该问题。四渡赤水在贵州四个多月里，就由3000多人参加红军。这些黔籍士兵熟悉当地地理环境，几次带领红军抄捷径包抄王家烈和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队，红军在贵州沿途打仗伤亡很少。国民党军队除王家烈部队外，到达贵州高原山高、沟深、密林、阴雨多雾陌生地方，如同瞎子摸象，分不清东西南北，总是处于被动挨打局面。总之，贵州多山，多雨，多雾，多云，阴雨为特征的自然环境，为四渡赤水实现战略转移的红军开展运动战创造了有力条件，使装备落后红军在装备精良国民党军面前，运动自如，迂回穿插，取得了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史增添了精彩的一笔。
　　五、两个政党与两种不同军队
　　当年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40万大军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如政治的，军事的，战略和战术，国内的，国际来分析，但重要的因素是：这两个政党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军队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国民党缺乏信仰，共产党甚至每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历史证明，一个信仰坚定的党，一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统一的思想，共同的目标使四面八方的人走到一起，统一的思想使走到一起的人从此不再分开，而且使更多的人不断地被影响、吸纳，从而使这个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而一个没有共同目标和缺乏统一信仰的政党终究是没有前途的，它会使已经走到一起的人散向四面八方，即使它暂时是强大的，也会因共同目标的模糊和信仰的不统一而由大变小，由强变弱。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打不过共产党及其领导工农红军具体有以下原因。
　　一是国民党没有统一的信仰。国民党虽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仅仅是人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表面形式。所谓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我内心的自觉遵从。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不是到处可以贴的标签。只靠硬性灌输是不 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
　　二是国民党军队没有国家思想。国民党军队士兵不知到当兵干什么，军队上下左右是靠彼此的感情维系。我是谁招的兵，我就对谁负责，你是好汉，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还可以跟别人。有奶便是娘。谁给他奶，谁就是娘。谁拉他一把，给他俩钱，给他个官，他就跑谁那去了。今天他帮着你，明天假如那边给他拉一拉，他就跑那边去了。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最讲政治，支部建在连上。战士明白当兵为了谁，打仗干什么。从组织原则讲下级服从上级，但你上级如果叛变革命，他绝对不会跟你走，他们具有起码的是非判断能力。如张国焘背叛革命，投入国民党怀抱，最后连他最信任的贴身警卫毅然离他而去。
　　三是蒋介石唯我的利益独尊，不得人心。我能利用我就利用，不能利用就仍一边去。海外史家给他下八字断语：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铁律。“九一八”事变以后，无论是学生，还是老百姓，抗日情绪都很高，抗日救国是中华民族共同呼声和愿望，而蒋介石却提出“先安内后攘外”，1933年，蒋介石一面派百万国军攻打红军，一面派人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其卖国嘴脸一览无遗。共产党高举去抗日大旗，深得民心。与国民党正好相反的是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红军，他们有坚定的信仰，坚信自己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这是一支正义之师，信仰之师，尽管他们衣衫褴褛，疲惫不堪，装备简陋，但这是一支为了信仰生和死，为了天下劳苦大众谋福祉的军队，他们一旦上了战场他们就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压倒敌人，夺取战争胜利，因为，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
　　（韦生彬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