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1941年河南历史大事记

　　【河南军民抗议“皖南事变”】 自去年9月德、意、日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后，日本的诱降，英、美的援华，使蒋介石“兴高采烈”，“拚命反共”，企图以此“实现中日妥协”，换取“停止敌人进攻”。在蒋介石密令汤恩伯，李品仙等部30万大军向豫皖苏、豫鄂边等华中敌后进攻的同时，1月6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

　　“皖南事变”发生后，激起了河南抗日军民的极大义愤。豫皖苏、豫鄂边抗日军民，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一方面开始整编部队，筹组新四军四、五两师，作好军事上的充分作战准备，另一方面则通过自己主办的报纸、刊物，对国民党亲日派、顽固派同谋歼灭皖南新四军的滔天罪行提出严正抗议。1月14日，彭雪枫、李先念即以新四军第六支队、挺进纵队司令的名义，同新四军一、二、三、四、五支队司令陈毅、张鼎丞、张云逸、戴季英、罗炳辉等，联合致电蒋介石，要求制止企图围歼遵令北移之叶挺、项英军长，呼吁顾念团结，保障安全，如“万一叶、项军长发生不幸，我全军领袖丧失，则将无所从命!”(《拂晓报》1941年1月25日。)17日，彭雪枫、李先念、周骏鸣与陈毅、张云逸、邓子恢、张鼎丞、粟裕、戴季英、罗炳辉、郭述申等，联名发表《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通电》，表示“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深远敌后，浴血抗战，肝腑涂地，有功于国”，今竟不但“国军攻我于后”，且复“我江南部队更以遵令北移被诱围歼”，是则，“则我华中华南新四军不再考虑北移命令，即对一切命令亦不再执行之!”(《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一117页。)

　　在1月17日国民党军委会发布诬称新四军为“叛军”、“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军长叶挺“交付军法审判”的反动命令后，新四军各将领更加愤慨。1月24日，彭雪枫、李先念同陈毅、张云逸、刘少奇、赖传珠、邓子恢、张鼎丞、粟裕、傅秋涛、管文蔚、叶飞、谭震林、罗炳辉、周骏鸣、戴季英、张爱萍等联名发表通电，抗议1月17日通令，表示“夺去一叶挺，必有千百叶挺以继其后，覆灭一万新四军战士，必有数百万数千万忠于民族国家之新战士以继其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1页。)。同日，彭雪枫接受《拂晓报》记者采访，发表了《纵谈皖南事变》的谈话，指出皖南事变只是亲日派蓄谋已久的阴谋的一部分，“不过是开始的第一刀”。近来豫皖苏边的形势虽已更加紧张起来，但我们一定要“坚持豫皖苏边抗战到底”。25日，彭雪枫在提出对付顽军进攻的“基本方针是军事政治游击宣传战”的同时，又领衔同政委黄克诚、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发布通令，要求各部“立即准备一切，枕戈待旦，随时待命行动，以迎击迫在我近前之反共军，为我叶、项首长及江南部队复仇”(《拂晓报》1941年1月25、28日。)。同日，八路军第四纵队将领又发表《抗议皖南事变?舀天罪行通报》，声明“豫皖苏边战端一开，势必如火燎原，生灵涂炭，所有因内战而地方遭破坏，人民之流离失所，其罪恶应完全由甘受亲日派驱使之内战发动者负责”(《拂晓报》1941年1月25、28日)。

　　【省粮食管理局和省田赋管理处成立】 1月10日，省粮食管理局成立并举行首次局务会议，商讨本年工作计划。8月1日，省田赋管理处成立，经办田赋征实，省财政厅厅长彭若刚(同年3月22日，原省财政厅厅长曹仲植被国民党中央政府免职，其缺由彭若刚代充)兼处长。9月4日，省粮食管理局奉令改组为省粮食局，各县粮食管理委员会亦同时奉令裁撤，于县府内增设粮食科。6日，本省被国民党中央政府定为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实施区域。上述情况表明，由于上半年全省水、旱、雹、霜等灾频至，粮食欠收，物价高涨，供求关系日显吃紧，迫使当局不得不以田赋征实形式，即以1940年的田赋正额与2倍于正额的附加合在一起作为基数，每元改征小麦1.5市斗(不久又改为2市斗，进而改为4市斗)的形式，直接向农民手中要粮。仅仅田赋征实尚难满足社会和抗日军队对粮食的需求，年底即开始实行“征借”(即不付任何代价)。据云本年田赋征实定额为138.6万市石，实征260余万石(另据报载，是年全省完成田赋征实，数额不及l%，居全国末位)。1942、1943、1944年度，则分别为245、30l、147万市石。田赋的征实和征借，使农民不堪重负，因而时而铤而走险，发生民变。8月，方城拐河区千余民众抗车(役)哔变，集众包围和焚烧该区区署，即为该区区长强征军麦和强运军麦所致。群众抗争结果，该区区长被迫免征军麦35万斤，免出车350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