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纪念馆 四渡赤水战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四渡赤水的纪念馆如今已经成为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了，每年每月每天这里总有人来来去去，他们想要亲眼目睹这场战役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场战役在中国革命史上、党史是占有的历史地位、发挥的重要作用。
　　四渡赤水纪念馆
　　四渡赤水纪念馆位于贵州省习水县土城古镇，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09年免费开放。
　　四渡赤水纪念馆包括四渡赤水纪念馆主馆、中国女红军纪念馆、红军医院纪念馆、红九军团陈列馆、赤水河航运历史展览馆、赤水河盐文化陈列馆、土城古镇博物馆等馆群，以及毛泽东、周恩来住居，朱德住居，红军总司令部驻地，红军总参谋部驻地，红三军团司令部驻地，土城老街红军驻地，青杠坡战斗遗址，女红军街，土城渡口纪念碑和二郎滩、淋滩渡口等十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渡赤水之战，是红军长征中最精彩绝伦的军事行动。毛主席称此役是他平生得意之笔。
　　四渡赤水战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四渡赤水战役，是继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争取战略主动，在川、滇、黔边界成功实施的一次战略性运动战战役。它是世界军事史上著名的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变被动为主动的经典战例，是毛泽东运动战思想的神来之笔。充分认识四渡赤水战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四渡赤水战役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性，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红军从此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转折点，是党和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正确性的第一个有力的实践证明，就是四渡赤水战役。
　　遵义会议为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南和理论基础。没有遵义会议，中央就没有一个正确的领导核心，就没有正确的军事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也就不可能有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遵义会议指出：“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需要高度的机动性。”四渡赤水战役自始至终贯穿和实践了这一军事思想，印证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四渡赤水战役是检验遵义会议决策正确与否的“试金石”。四渡赤水战役的辉煌胜利，为以后我军正确的军事行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新起点。
　　二、四渡赤水战役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高超指挥艺术，彻底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
　　四渡赤水战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战略战役指挥才能和卓越的谋略水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妥善处理了“打”和“走”的关系，机动灵活，在运动中歼敌。遵义会议以前，“左”倾机会主义者根本不知道“打”和“走”的辩证关系，实行“只打不走”的方针，主张“放下行李再打仗”，红军因此几乎陷入绝境。毛泽东正确处理了“打”和“走”的辩证关系，实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决策，在广阔的战场上采用大规模的运动战，采取大踏步进退的战术，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大幅度地迂回，赢得了我军许多局部优势和主动，从而使整个形势向着“利己不利敌”的方向转化。毛泽东说：“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四渡赤水把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这就把“走”和“打”有机统一起来，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走”，就不可能牵着敌人的鼻子化被动为主动，也就不可能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
　　第二，重点突出一个“奇”字，做到了出奇制胜。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红军的行动始终突出一个“奇”字，这是我军取得胜利的奥秘所在。为了防御而进攻，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样的战略战术变幻莫测、不依定法，使蒋介石的部队根本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使蒋介石军队穷于应付、百无一能，而红军则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刘伯承回忆说：“有时看起来好像红军在向东挺进，事实上却在向西进军，敌人以为我们北渡长江，实际上我们的目的是要绕过去给他们以另一次打击。”在三渡、四渡赤水战役中，毛泽东用兵突出一个“奇”字，既指挥了我军，又调动了敌军，以大张旗鼓的三渡赤水，造成敌人的错觉，又以秘密神速的四渡赤水甩掉了敌人，取得了战略主动权。在毛泽东的高超指挥下，红军彻底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三、四渡赤水战役粉碎了国民党的狂妄计划，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
　　遵义会议以后，蒋介石为了阻止红军北上抗日，对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企图将红军围歼于川、滇、黔边境地区，让毛泽东作第二个“石达开”，让红军重蹈“太平军”的覆辙。当时敌军累计40多万人，我军3万余人，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面对异常严重的敌情，摆在中央和中革军委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保存实力，求得发展，待机歼敌。
　　毛泽东从全国政治大局出发，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妥善处理了战争的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大”方向与“小”方向的关系。1935年1月19日，毛泽东决定主动放弃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的抗日运动，从而确定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方向。对于这个问题，当时红军内部有许多同志不理解，现在有的同志对这段历史也有模糊认识，认为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红军来回周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作战行动没有计划、没有方向，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最后实行北上抗日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践证明，四渡赤水是红军北上抗日的必经阶段，北上抗日是四渡赤水的必然结果。
　　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使原来的消极行动变为推进中国革命发展的洪流，使原来的战略退却变成了奔赴抗日前线的伟大战略进军。正如毛泽东所说：“大方向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改变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从全局来看，北上抗日是大方向，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从局部来看，四渡赤水的过程经历了很多小方向的变化。从一渡赤水到南渡乌江再到巧渡金沙江，前后历经3个多月，小方向多次变更。敌人以为我要过江，而我却折回；敌人以为我要向西，而我却向东，仅赤水河就来回四渡，这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的。实践证明，四渡赤水战役中小方向的变更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保证了红军北上抗日这个大方向的实现。
　　在四渡赤水和南渡乌江、北渡金沙江，转战几千里的过程中，共进行大小战役战斗40多次，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2个旅、10个团，共计1.8万余人，最终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滇、黔的计划，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毛泽东对广大的指战员说：“我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意图又打错了。”从大方向上看，四渡赤水战役吹响了红军抗日的号角，预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必然灭亡，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人民。
　　四、四渡赤水战役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军心，培养了不可战胜的战斗精神
　　在四渡赤水过程中，为摆脱敌人的重兵包围，中央红军与敌人进行了频繁的战斗和大踏步的回旋转移。在物质条件极差，自然条件恶劣，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红军内部出现了消极悲观的情绪。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就对红军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理解，认为红军走“弓背路”，造成“部队疲劳”，“这样会拖垮部队”。红军内部士气不高、思想不统一、消极悲观的情绪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会危及革命的前途。
　　在四渡赤水战役过程中，红军注重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以统一全军思想，凝聚军心。遵义战役就是一部极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整个战役共歼灭和击溃敌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2000余人，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遵义大捷后，红军举行了隆重的祝捷大会，广大指战员看到了遵义会议前后的巨大变化，激动地说：枪是昨天的枪，人是昨天的人，昨天打败仗，今天打胜仗，这是路线正确！他们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是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遵义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体红军指战员的士气，激发了全军将士的革命积极性，增强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彻底扫除了党内、军内的悲观主义论调。广大红军将士思想上统一，凝聚力增强，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
　　红军不可战胜的战斗精神，是我军的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从历史经验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进一步培育过硬的战斗精神，这对于提高部队的打赢能力，履行新的使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黄　宏、刘熙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