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2）(2)

　　大会通过了宣言和建立天津学联的提案，并决定立即去市府请愿的倡议。会后，大队高呼口号，唱着救亡歌曲，向市府出发请愿。市长肖振瀛避而不见，由秘书代为接过请愿书，我们回校时已是下午三点。

　　到校后，大家集合在大礼堂，欢迎杨秀峰教授讲话。他说：“我们不愧是李大钊的后继者，保持和继承了‘五四’运动光荣传统。今后还要发扬光大，希望与同学们共勉。”两天后，召开了天津学联的筹备会议，十二月二十四日正式成立了天津学联。学联设执委、常委会，以学校为单位，选派代表组成。不固定人选，会议有代表参加就行，代表有发言、表决、选举与被选举权。办了一个《天津学生》报，由我和阮务德主编。可惜只出版了一期。这些都是在阮慕韩、杨秀峰的指导下进行的。

　　后来，杨秀峰把北平中国大学的学生王仲华介绍给我，他是北平学联的代表，我们经常往来。有时我去北平，有时他来天津，互相沟通情况，关系异常密切。一次他提出：“北平学联有意成立‘平津学联’你们意见怎样?”我说：“征求一下‘天津学联’的意见，估计不成问题，”我随即征求常委意见，都赞成。十二月底，正式成立了“平津学联”。这事我向杨秀峰，阮慕韩讲时，他们说：“知道，应该这样干。”

　　平津学联成立后，决定组织“平津学生扩大宣传团”，事先由我从杨秀峰、阮慕韩处知道了，后来，王仲华、朱纪章又来通知我，我找天津学联的常委联系时，各校已放假，打了多次电话才找到北洋大学的王远馨和汇文中学的姚大衡等。王仲华告诉我：“宣传团一共四个团，北平三个，天津一个算第四团。双方到固安县会合。”

　　杨秀峰始终和我保持着联系。他和许多校内校外的进步老师都有联系，当时温健公(广东梅县一带人)也在我们学校教课，他和杨秀峰关系十分密切。他为人热情开朗，敢作敢为，善于和同学接近。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和刘子超都在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工作，遇到他妹妹温华英，她告诉我温健公同志已在广州遇难牺牲，他也是个老党员。

　　闻永之老师对我们的帮助

　　闻永之是法商学院的辅导科主任，湖北人。他在找我和阮务德谈话时流露出坚决主张抗战和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不满的思想。对学生会的工作也很支持，他告诉我：“学生会开会，只要哪间屋子空着就可以用，给我打招呼就行。缺什么东西我可以用公家的名义替你们领。”开始我们对他有些怀疑，辅导科主任怎么不但不管我们，反而帮助我们。接触时间长了。发现他的思想进步，分析能力很强，水平也很高，怀疑渐渐解除了。有时和他谈起来，竟至通宵达旦。“一二?一八”前夕，他找我和阮务德说：“你们对北平的‘一二?九’有什么看法?”我们说：“完全赞成。天津太沉闷了。”“你们也想干吗?”我俩说：“怎么不想!我们原先还想搞暗杀团呢。‘九?一八’事变后，真想组织一个暗杀团。‘杀死一个日本人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他说：“那种想法是错误的，冒险主义的，你们能杀几个日本人?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真正有力量的。你们不是也要学习北平学生那样干吗?这才是正路。什么时候行动呢?”我和阮务德当时已经沉不住气了，但因为他毕竟是辅导主任管训育的，迟疑半天，还是没敢说出来。最后，他说：“不要有什么顾虑，我虽是辅导主任，但也是有热血的中国人!我和你们的爱国心是一样的!”我们被他这句话打动了，回答说：“明天就动”。他问准备得怎样?我们一一告诉了他。他又问：“有把握动员哪几个学校的学生出来?”我们也告诉了他。他又问：“传单和口号准备好了吗?”我们说：“准备了，但很少。”“那我给你们纸，马上赶印，还来得及。”他取出纸，老阮写后，他又去印。印后，又问我游行路线，谁领队等等。我告诉他，由我领队。这时已经到了下半夜一时多，我才回屋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