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中的基督教学生

　　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

　　“一二·九”运动以前，北平学生抗日游行请愿多次。“三·一八”惨案就是其中之一，我曾亲临其境。那是在一九二六年，日本帝国主义联合英美等八国向北洋军阀段琪瑞执政府提出撤出大沽口国防设备等无理要求。北平大中学生群众在李大钊同志等人领导下，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游行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琪瑞竟令卫队开枪，死伤学生多人，造成惨案，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我当时只有十二岁：在道尔顿制的艺文中学读初二，三月十八日跟全校师生到天安门开会，会后游行到铁狮子胡同向段琪瑞执政府请愿。先有学生代表进去谈判，各校学生排队在外面等候。我们年纪最小的站在队伍最前面，看见一排持枪警卫队站在对面。突然听到枪声，学生队伍被冲散了。大家回过头往大门口跑。年纪小的被后面的人压倒，形成人堆，把大门口堵上了。我后面有人受伤倒下来了，鲜血流到我身上。我使劲拉住人家的衣服，钻出人堆，跑到门外。忽然听到我大姐(淑仁，十五岁)的叫声，我回过头看见她被压倒在最底层。正想前去拉她时，站在门前的一排军警高喊“打!打!打!”随即一位带有红十字袖章的青年从旁边跑过来，把我扶到旁边胡同里的一个救护站，因看我满身都是鲜血，还以为我受了重伤。经检查无伤，才放我回去。一位男同学则当场死了。次日，全校举行追悼死难者的大会，声讨北洋军阀执政府背信弃义，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后来，艺文中学校长高仁山，同李大钊同志等，一起被万恶的奉系军阀杀害了。“三·一八”惨案，在我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决心长大以后要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

　　艺文中学在学生参加抗日爱国游行后被勒令停办，我便转入贝满女中(解放后改名为女十二中、一百六十六中男女合校)。北平贝满女中虽然是教会学校，但师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一九一五年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中，就有该校学生参加，如燕京大学老前辈同学、当时贝满学生谢冰心就是参加者之一。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向政府请愿的学生代表中唯一的女生代表就是贝满校友钱中慧。一九三○年我在贝满高中读书时曾和高君纯、高毓馨等同学参加“河北省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以下简称“河北联”)组织的寒假“到民间去”的活动。记得我们在通县附近农村，曾和潞河中学学生萧乾(当时名秉乾)一起表演歌舞，还教乡下孩子唱歌，用通俗易懂又为当时农村能够接受的话，宣传爱国卫生知识，讲述抗日爱国的道理。

　　在燕大接触进步书籍

　　一九三一年我毕业于贝满女中，立志为社会服务，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因父病请假一年。我父亲张志新原来是基督教中的一个革新者，拥护民族民主革命，迎接北伐军的胜利，曾经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后来就一病不起。一九三二年我进燕京大学读一年级，住在朗润园徐宝谦教授家，免交膳宿费(后三年都靠学习成绩获奖学金念完大学)。当时徐宝谦在宗教学院教哲学，我有机会结识宗教学院的一位进修生孙化新(又名焕然)。他是沈阳基督教青年会保送他到宗教学院进修的。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东北三省，使他觉醒，走上抗日爱国的道路，参加了共产党。他曾向我讲述苏联十月革命和江西瑞金苏区的情况，教我唱苏联的工人歌《生活象泥河一样流》。我有时接到中共地下党印发的传单、号召书等，可能就是他寄给我的。一九三一至三三年间，在燕京大学先后成立“反帝大同盟”和“社联”等秘密组织，就由孙化新参加领导。当时我和高君纯参加了“社联”组织的读书会，记得读过李达著《辩证法唯物论》，是高名凯同学辅导讲课的。似乎还读过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到了一九三四年由于北平共产党的组织被破坏，燕京“社联”被迫停止活动。到了一九三五年下半年燕京的“社联”又重新建立，有牛文颗，王永棋，杜若(杜含英)等新同学参加，充实了新的血液，积极开展一些进步活动，陆续扩大党的影响，在燕京大学为后来发动“一二·九”运动打下了基础。

　　参加基督教学生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