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

　　一九三一年秋天，我刚考入天津法商学院大学予科，突然听到日本侵占东北的消息，有如晴天霹雳，震惊了全校师生。大家看到“号外”后，群情激忿，有的放声大哭，有的磨拳擦掌，痛斥日军野蛮罪行。学生会连夜召开全校学生大会，选举王守先、刘大伦和我，率领代表团前去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收复失地。同时和扶轮中学的同学联系，要求他们和我们一同前去。院长顾德铭也参加了大会。他是一位美国留学生，那天，正在教我们英文课，讲的是美国《独立宣言》。在大会上，他热情地赞助我们行动，并发给代表团一部分补贴作路费。第二天九月十九日凌晨，我们出发了。在北站乘上直通浦口的特别快车，次日到达下关车站。当时天色已黑，又降大雨，同学们浑身都湿透了，这时南京政府已派人接我们，把我们安置在一所中学的礼堂里，无铺无盖，同学们只有挤在一起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商定一方面对这一中学的学生进行宣传，一面派人去南京政府交涉请愿。我被派到一个教室，学生已集合起来。我代表天津学生讲话，先说“九?一八”日军强占沈阳的事，我驻军不抵抗就撒退了，东北广大人民从此过着亡国奴的悲惨生活，以及我们此行请愿的目的。讲着讲着，我竟哭了起来，许多同学也随着我一起落泪。有一位同学激动地站起来说：“日军如此无理，我军如此无能，政府如此软弱，只有我们来干，促进他们抗战。他们不干，我们就撒换掉他们。你们千里跋涉来南京请愿，我们十分敬佩，特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祝你们成功，我们愿做你们的后盾。”同学们纷纷鼓掌。刚讲完，南京政府就通知我们到陆军礼堂去开会。我们来到礼堂，被安排在楼上，面对讲台。讲台两边站着警卫，架着机枪，枪口冲着我们，如临大敌。忽然一声“立正!敬礼!”从桌子后走出一个人来，身穿长袍马褂，头戴毡帽。因为桌子高，只能看到他的脑袋，也不知道此人是谁，似乎架子很大，瘦瘦的面孔。他先瞥了我们一眼，然后脱下帽子，露出光秃秃的脑袋，向我们点点头，讲话是浙江口音。“同学们!你们辛苦了，中正听说你们来是不太高兴的。”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是蒋介石。“你们应该好好在学校读书，不应该跑到这儿来，这不是荒废学业吗?你们的任务就是读书，抗日的事情有政府管，用不着你们操心。打日本不是那么容易，需要准备好。我可以给你们讲，三年之内如果收复不了失地，我蒋中正愿拿颈上的人头见你们。你们来南京请愿是不相信政府，这不好，快回去吧!”说完戴上帽子就要走，大家非常不满。到南京来，他没有说一句鼓励和慰问的话，劈头给我们一顿训斥。这时候，一位同学高喊“蒋主席慢走，我们还有话说。我们来南京是因为没法读书了，天津离沈阳有多远你知道吗?一夜之间就到了，眼看国破家亡的惨祸就要落在我们的头上。你说我们来南京是不相信政府，这种说法没有道理。我们来南京，正是对政府相信，不然就不来南京。你说政府要准备，事先并未告诉我们，我们相信政府的决心，但得看事实。”讲话铿锵有力，蒋介石哑口无言，只是点头，然后从后台走了。据说这人是扶轮学校的教员，后被蒋介石政府传讯，结果不得而知。

　　喜峰口劳军

　　一九三三年三月，甘九军在长城抵抗日军侵略，学联组织了慰问长城抗战将士代表团，全校师生捐款购买了一些钢盔，还带着一部分现金和慰问品，我和赵越超同学当选为代表。经过河北蓟县、三河、遵化到喜峰口，沿途见到日机轰炸的惨状，目不忍睹。在喜峰口我们见到了廿九军的大刀队。有一次夜间，大刀队摸到日本兵营里，一声不响的大砍一阵，杀死许多日本兵，从此日本兵很怕大刀队。他们幽默地说：“原来日本兵的脑袋，也是一砍就掉。”慰问时，正逢大刀队在操练，杀声震耳，情绪高涨，将军和士兵都同样脚穿沙鞋布袜，生活朴素，比较平等。慰问后，他们异口同声说：“这样鼓励和支援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

　　和阮慕韩相识――与组织发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