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时期的南京学生运动和南京学联（4）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绥远抗战后，南京救国会上层负责人孙晓村，曹孟君响应全国救国会的号召，出面在南京福昌饭店，公开召开了各界援绥大会。

　　十一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逮捕了全国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七君子”，同时在南京逮捕了孙晓村和曹孟君。在这之前，还逮捕了中央政治学校南京学联小组负责人马彬(刘慈元)，和中央陆军测量学校的学联成员陈扬(陈文治)。这个打击是沉重的，但南京学联和南京救国会经受住了这次考验。入狱的同志顶住了敌人的刑讯，没有屈服。救国会和学联有些同志及时转移外地，我们的组织没有涣散，没有继续受到破坏，工作仍然坚持了下来。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震动国内外的“西安事变”。再次考验了南京地下学联的政治水平。保留至今的南京学联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印发的《关于西安事件的提纲》，曾分析了事变发生的原因，指出它不是偶然事件，不是任何党派、任何国家的“阴谋”，而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和“国民党中央始终没有决心发动抗战”，反而坚持要“消灭抗日武装”造成的结果;指出只有立即接受张、杨提出的要求，联合各党派、各武装力量，发动全民抗日，才能解决问题。《提纲》要求会员了解并向群众说明真相，指出存在爆发内战的危险，强调必须和平解决，制止内战。为了争取中间群众，《提纲》还指出在宣传“主张和平解决时，不妨强调蒋个人生命的重要，但对(国民党)中央主战者不惜痛骂”。今天看来，那时对事件的分析，提出的要求和宣传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南京学联没有因为对蒋介石的仇恨掌握不住自己的行动，迅速统一了会员对重大事变的认识。对CC派，复兴社造谣“人民阵线要举行暴动”和要在南京“开刀”进行血腥镇压的叫嚣，我们没有惊慌失措，一方面布置各校学联小组暂时停止集会，干部夜间离开学校和自己家里;一方面要求学联会员坚持上课，坚持个人进行宣传活动。警惕而又冷静地度过了形势猛烈变化的半个月。

　　(四)

　　南京地下学联成立以来，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但只发展和巩固“左派团体”本身，并不是我们全部工作的目的。企图将一个秘密的学生组织，扩大成为包括大多数同学，能联合起虽然一致要求抗日，但政治思想并不完全一致的，真正是联合阵线的学联，是不可能的。我们一些领导骨干，受党的教育时间很短，只知道一点过去白区工作的方法;虽然间接了解党当时的政策方针，但对新形势下工作应有的大转变，实际理解却很差。我们这一批刚刚投身革命的年轻人，热情似火，要求很高，自认为是革命的抗日分子，也要求别的抗日青年也应该有社会革命的要求。地下学联的组织生活和革命理论学习，向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生活和思想境界，秘密工作对青年人又有很大吸引力。一时使得我们把主要力量放在自己这个团体里，放在一部分比较能靠拢我们的同学身上，放在本身的学习提高上;而把动员和团结广大的学生群众，事实上放到了次要地位。发动一些活动，发起一些外围组织，往往提出过高的口号，又不注意争取教师和学校当局的了解和帮助，从而给自己的工作增添困难。学联会员在和同学接触当中，容易流露出“左派”的神气，使有些知道有个“学联”的同学，认为“学联”是“红色”的而不敢或不愿参加。甚至有些学联干部，因为表现“过激”，受到学校警告处分或勒令退学。……地下学联扩大到一定程度，外围团体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整个工作就出现了不容易再向前进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