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中的基督教学生(4)

2017-11-29 20:41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摸金校尉手机版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我到了上海，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工作。当时上海抗日救国会已经很活跃，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谢祖仪和劳工部主任干事钟韶琴都是爱国民主人士，经常参加各界特别是妇女界的救国会活动。我初到那里，主要任务是在各工厂区租借小学校的课堂，开办女工识字学校。我负责选聘教师，请教师和文化界人士编写适合女工需要的教材，还负责辅导各校每周一次的“友光团”活动。当时在上层知识妇女中成立劳工委员会。得到她们的支持赞助，在工厂区开办了六个女工学校，有一千二百左右的女工学生，近三十名教师。高级班和特级班的教材有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简单的革命史等。当时提倡“小先生制”，有些教师就由本校毕业的女工学生担任，有些是进步朋友和妇救会推荐的革命知识分子如罗晓红(解放后曾任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的秘书)、胡瑞英(曾任江西省总工会副主席)、陈维清(曾任纺织工业部顾问)等;女工出身的教师如李淑英(曾任食品工业工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卢英(曾任抚顺市女市长)，任秀棠(已故，曾任广州市出口商品检验局副局长)等。女工学校学生的自治组织“友光团”是工友们团结起来走向光明大道之意。每次周会由学生自己主持，表演节目，反映她们的生活现实和革命要求，学唱抗日歌曲，表演话剧，演讲辩论等，锻炼她们的口才，活跃思想，用集体力量进行自我教育。教师和千事共同辅导，并请当时的教育家陶行知去演讲，进步音乐家如孟波、麦新教唱救亡歌曲，导演崔嵬指导她们演剧。女工自己编的歌剧《我们为啥生活这样苦》，描述日本纱厂女工受压迫受剥削的情况和觉醒，还有《女性歌》，她们深有体会，演唱起来十分感人，使大家受到教育。她们由不识字到识字，文化、政治水平不断提高，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各校女工学生踊跃参加历次罢工斗争、抗日救亡游行示威等活动。“八·一三”抗战在上海爆发后，她们先后组织两个“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到内地参加抗战，为伤兵服务。有的参加新四军，有的到延安进抗大、女大、鲁艺学习。解放后，许多曾在女工学校读书的人，饱经考验，成为革命干部，在各条战线发挥重要作用。

　　一九三九年我被调到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任劳工兼民众教育部干事，在邓裕志(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领导下工作，编印“友光团手册”。一九四○年初到重庆召开全国女青年会民众教育会议，得到美国干事夏秀兰女士(已故)同意，邀请中共领导董必武同志介绍延安的民主政治，请进步经济学家许涤新、章乃器等做报告。会后，我从宝鸡工合学习参观后，返回重庆，和燕大校友卢琼英合办一个抗日家属制鞋合作社，直到一九四一年我离开重庆到美国留学。可以说，我离开燕京以后，无论在上海或内地，或美国，仍继续发扬“一二·九”精神，宣传抗日救亡，在党领导下，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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