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时期的南京学生运动和南京学联（1）

　　“一二·九”时代，我参加了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南京的学生运动是当时全国革命新高潮中的一簇浪花。它是在不同于北平、天津、西安、上海等地的特殊条件下爆发的。在那时产生的南京学联，没有得到党的组织直接领导，又是个处于地下状态的秘密团体;人数不多，但起过一定的作用;它的政治倾向、革命性质是鲜明的，情况却又比较复杂。南京学联和“一二·九”时期各地学联有所不同，但和全国的爱国青年走的是一条共同的革命道路。这一段历史也是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群众革命运动的一个侧面。这里写的不完全是个人的经历，但对我来说，又是和个人感情不可分离的回忆。

　　(一)

　　三十年代的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蒋介石的大本营，是那时“黑暗的中国”最难见天日的一个地方。这里，国民党反动派的党、政、军机关充斥，党棍、特务、军队、宪兵、警察多如牛毛。虽然也是百万人口的城市，学校却远比北平、上海少。一共只有十几所中学，四所大学，全部大中学生不过万人。然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学校却五花八门，什么辎重兵学校，炮兵学校，工程兵学校，陆军测量学校，等等等等。单单一所蒋介石自任校长的中央军官学校，学员就在万人以上。这些军事学校的学员，也是青年学生，可身分是军人，也可以是用来打学生的大兵。四所大学中，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训练基层干部的学校;中央大学的校长是罗家伦;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大，都是外国基督教教会办的学校，而且比北平的清华、燕京等同类学校要落后保守得多。进步的教授，很少能在南京的大学立足，就连“五四”新文学的课程在文学院里，也是难得听到的。只有南京中学算是比较“开明”的，在“九一八”前后，国文课还有教员能够讲授鲁迅的作品。一九三三年以后，南京所有中学都恢复背诵古文，连初中作文也改写文言了。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①手书的“读书便是救国”条幅，挂在所有中学的礼堂。大学任命了训导长，中学设训育主任，对学生严加管束。一九三四年，高中实行军训;第二年又举办高中学生暑期集中军训;一九三六年又规定大学一年级生也必修军训，军事教官住校参加管理学生。差不多与此同时，CC派和复兴社的魔爪也伸进了大中学校，在学生中发展特务组织及其外围团体。随着民族危亡日亟，国内斗争尖锐，反动派对人民的镇压越来越残酷，南京城里的陆军监狱，宪兵司令部监狱，第一、第二模范监狱，燕子矶反省院，关满了政治犯;被处决的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雨花台。南京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强加在学生身上的枷锁，是越收越紧了。

　　但是，敌人的凶残、专制，并没有吓倒革命人民。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半点民主权利，从来就是生活在反动派的刀剑丛中的。“一二·九”革命高潮前后，南京的学生运动最大的困难倒不是敌人的残酷镇压，而是得不到共产党组织的领导。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南京地下党经历了被破坏、恢复，再被破坏、再恢复的艰难曲折过程。到了一九二四年夏，南京地下党市委机关，再次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党的市委书记顾衡同志被捕就义。从此时到一九三七年七月，有三年之久，党组织在南京没有恢复起来，以至全国革命高潮来到了，革命群众运动失去了自己的指挥部。这是“一二·九”时期南京学生运动和平、津、上海、西安等地不同的一个重要情况。

　　然而，南京还有党留下的火种。除了避免参与群众活动，担负特殊任务的个别党员，已经去世的经济学家狄超白同志，就是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党组织被破坏后仍然自己在南京坚持群众工作的共产党员之一。南京还留下了少数失掉组织关系的共青团员。一九三三年末，中央大学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翟毅和任灼华，在南京中学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吸收南中的进步同学参加(还有两位国民党中央军校外语班的同志，一位陆军测量学校的陈文治同志)，组织大家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参加读书会的进步同学，还从林克多的《苏联见闻录》和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中认识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从地下党员口头介绍中，了解到党的历史和苏区的斗争。到一九三四年六月，南京中学秘密建立了共青团支部，当时地下党市委的共青团书记顾清侣，发展了周克同志、王家珍同志和我同时入团。除领导我们在学生中活动，还布置我们黑夜上街张贴革命标语，到浦口筹办铁路工人夜校。八月南京地下党被破坏，我们的组织关系中断了，读书会也暂停活动。不久，我们几个失掉组织关系的共青团员，重新建立了一个以团员为主的小读书会，接着，又在南京中学发展了另一个读书会。许立群(杨成楝)、吕有佩(吕希贤)、叶向云(叶甲忻)、郑代巩等十几位同志，都是后一个读书会的成员。两个读书会的成员，都展开活动：吸收进步同学，在学校组织公开社团，争夺班会、级会，并且同校外联系，组织起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世界语学会，团结了更多的进步学生和职业青年知识分子，工作发展到一些小学教员和邮局职员当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