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中的基督教学生(3)

2017-11-29 20:41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摸金校尉手机版

　　“一二·九”运动那一天，我随燕大同学的队伍被阻于西直门外;到了“一二·一六”大示威，为了吸取前次游行队伍未能进城的教训，决定头一天晚上让一些城内有家的同学先进城，次晨再与大队汇合。我家当时住在本城黄土岗三号，就有好几位女同学到我家过夜。大家兴奋得难以入睡，好容易等到天亮，就赶忙跑出门去找队伍。

　　我记不清是在哪条街上，军警打开事前准备好的龙头向队伍身上喷水。大家迎着刺骨寒风，穿着浇湿了的棉袍，进行顽强抵抗，继续向前冲，直到队伍被打散。我步行到北池子一带时，突然遇到警察，被打一棍，我躲进了一个胡同。我猛然发现那是一个死胡同，就走进一个大杂院，立即把门关上，才摆脱了那个恶棍。那个大杂院里的人虽不认识我，但知道我必定是参加游行的学生，都表示同情支持。回家后，我母亲(一个略微识几个字的基督教徒，有些同情革命思想的家庭妇女)告诉我，她也走出家门，向街上店员、小贩、人力车夫等宣传为什么学生游行的道理。她亲眼看见人们送茶水给游行队伍，有的还跟着喊口号。

　　同年十二月底，我再发动“河北联”的会员团体和个人参观中国大学举办的血衣展览，会后参加控诉大会。他们看到“一二·九”“一二·一六”受伤同学的数百件血衣，对反动当局的蛮横镇压，极为愤慨。事后有不少人参加了平津学联组织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后来自然而然的成为“民先”的第一批队员。我因另有任务，组织要我留在北京，没有下乡。

　　记得燕京学生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归来后，整个校园又活跃起来。当时各种活动多集中在穆楼，许多会议通知、布告，壁报、黑板报、标语口号等琳琅满目，到处可见。当时学习汉字拉丁化、世界语之风盛行;还有时事座谈、文艺社、音乐欣赏、歌咏、话剧等多种课外活动。我参加了不止一项。

　　记得学生会举办过一次春节军民联欢大会，把附近军警、全校职工及其家属都邀请来了。大家济济一堂，观看精采演出，十分愉快地接受了抗日爱国的宣传教育。还有一次是民先队组织，在西山卧佛寺附近举行的营火晚会。大家在那里围着篝火高唱革命歌曲，有说有笑，情绪激昂，直到深夜。

　　有一天，我应邀到美籍教授夏仁德家里。在他家第一次会见斯诺夫妇，还有史沫特莱女士。这些美国朋友对当时“一二·九”游行赞助同情，对外宣传了事实真相。在座的有学生会主席张兆鏖、副主席龚普生以及陈翰伯、龚维航、陈?等。这些学运骨干向他们介绍了“一二·九”运动以后各校的情形。我记得当中有个小插曲，就是史沫特莱女士递烟给各位同学，轮到我时，我摇头说：“不会吸烟”。她竟说，“哼!革命者不会吸烟?!”当时，我感到很窘，不知说什么好。这个玩笑给我很深的印象，直到四十年代，我有机会在美国看到她时，她还谈起这事。

　　一九三六年上学期快结束了。我该写毕业论文了。当时社会学系严景耀教授同情并支持“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我就和他商议，决定以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伟大意义和经过为题，将国共双方文件、宣传品、各校学生的刊物、传单、告民众书，以及中外新闻报导等材料集中一起加以分析研究，写成论文。严教授表示同意并答应作我的论文导师。论文写成后，一九三六年七月，我拿到了学士文凭。

　　继承“一二·九”精神做女工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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