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沦陷时期武汉报刊之管窥(3)

　　3、新闻管制法令的逐步疯狂。日伪政权在成立之初专设的宣传局,就先后颁布了《武汉特别市市政府管理出版物条例》、《取缔不良图书办法》、《取缔不良民众读物案》等相关文化管制法令,后奉命改用汪伪南京政府的《出版法》及《修正战时出版法》。

　　审视汪伪《出版法》,我们可以看出其图书审查机制的两大特点:(1)图书审查机构肆意的扩大化。对比国民党政府1934年6月公布后于7月修正的同样臭名昭著的《图书杂志审查办法》之规定,抗战前具体负责图书杂志审查的只是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下属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内政部,而并不包括军队和警察部门。而汪伪负责审查出版品的机构,除了伪中央宣传部、伪察政部(后改为内政部)外,还有“地方主管官署”即各地的宣传机构和各地新闻检查所会同当地军警机关一起参与。汪伪授意各地军警机关直接插手出版品审查,是其刻意追随主子加强奴化舆论阵地建设的自觉,但同时暴露出其汉奸政权的极度不自信。(2)图书审查权力的随意性。汪伪《出版法》第四章第二十一条还明令禁止以下出版品:“一、意图破坏三民主义或违反国策者。二、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三、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四、经宣传部命令禁止登载者。”明确对出版品内容处心积虑的种种限制以外,汪伪政权还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来钳制舆论,他们在《出版法》第四章第二十四条中规定:“战时或有变乱及其他特殊必要时,得依国民政府命令之所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关于政治、军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项之登载。”即是说,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以及汪伪政权所认为的“变乱”时期和其他“非常时期”,舆论需要控制严密时,负责图书、报纸、杂志审查的机构,可以宣布出版品一概禁止议论和报道政治、军事、外交及地方治安:并禁止以上这些内容的出版品的印制和面世。依据该两项条款,汪伪政权图书审查权力的随意性和独裁本质一目了然。这种对所谓“异端邪说”出版品的疯狂扼杀,凸现了汪伪政权思想文化领域奴化统治的法西斯嘴脸,使沦陷时期武汉新闻、文化界更加暗无天日。

　　(二)直接或依托“人民团体”占领武汉的舆论阵地

　　沦陷时期武汉先后共有报刊30余种,但都大多是由日伪政权直接掌控或者就是由其资助控制的汉奸组织、团体所主办的。审视其中影响最大的报纸《武汉报》和《大楚报》,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其崇日媚伪的实质。

　　《武汉报》虽1938年11月10日创刊,实由日军报道班直接控制。其办报宗旨明目张胆地是“为适应民众需要,乃于焦上之上,播下文化种子,以和平建国为当前任务;以建设东亚新秩序实现大亚洲主义为终极目标”。故而资金充足,初为油印,7天后改为铅印报,印刷质量较好。该报在全国和湖北沦陷区设有12个分馆或通讯处,东京则设办事处,建立起较广的发行渠道,因而能号称汪伪政府宣传部旗下五大报之一。而《大楚报》创刊于1939年3月6日。后“在宣传局时代,即由本府接办”,所以实际上为伪武汉特别市党部的机关报。故而初“第以经费支绌,难期发展”。“现本府已拨巨款,购有新式卷简印刷机全套”。极尽扶植之能事。其宣传科还负责主编《汉声》和《市政公报》两种刊物。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会长庄泗川任总编辑,其高级职员多为日本人,日本人吉田吉二郎长期担任顾问。1941年汪伪政权为加强武汉奴化宣传。选派伪中央宣传部次长胡兰成亲自担任该报社长。上述两报发行量从而遍及鄂省沦陷区各县。除此之外,《武汉大陆新报》是日本人直接办的日文报纸;《晴川民报》由伪汉阳县政府主办;《江汉晚报》由武汉青年协会、《江汉日报》由武汉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主办,这二者均是日伪政府资助的汉奸团体,如汪伪湖北省政府委员雷寿荣即是武汉青年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