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沦陷时期武汉报刊之管窥(2)

　　这些报刊引领着全国上下风起云涌的团结抗战的文化热潮,播撒着抗日救亡的种子,使此时之武汉成为郭沫若盛赞中的中国的一次“文艺复兴期”。

　　二、沦陷时期的武汉报刊

　　1938年10月25日中国军队不得不弃守,武汉会战结束。侵华日军26日占领武昌、汉口,27日占领汉阳。武汉从此进入了长达七年的沦陷期,大批报刊被迫追随国民政府内迁或停刊,武汉出版业归于沉寂。如果说抗战初期的武汉新闻业的发展并非常态,那沦陷后日伪控制下的武汉新闻出版业就只能用奴性畸形四字来形容了。

　　(一)日伪建构反动的新闻管理模式

　　1、日伪新闻管理机构设置。日军在占领武汉之初,就实行了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首先成立日军报道班。专门负责检查书报杂志,以取缔一切带有反日思想的出版物。在“尚无新闻检查机关之设置”目的情况下,日伪政府杜绝一切新闻出版发行,只是刊发市局各机关政务新闻。并组建政务新闻统制班,对“所有市局各机关政务新闻”审查后统制发表。使得沦陷初期武汉“文化事业,多受摧残,关于出版物,仅有新闻纸一种”。其后得以专设宣传局,只是“为适应当时中央之法令组织,将宣传局裁撤,增设宣传科,……改隶本府秘书处”;后又随同汪伪中央设立新闻检查所,会同军警部门,专司新闻审查。同时,日军进一步完善汉口的奴化宣传机构,不仅在日军特务部第一课下专设负责宣传管理的宣传班。而且向沦陷区各县派出宣抚班,表面上是日军中专门负责招抚占领区民众的组织,但从其主要工作内容是“使作战地域内的支那民众……,消除排日抗日及依存欧美之思想,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营造亲日气氛,使庶民信赖皇军之恩惠”。目由此看来,宣抚班实质上是日军的一个重要宣传机构。而在伪政权这些宣传机构中,安插有大量归属于汉口日军特务部第一课宣传班的日人顾问或“嘱托”,他们对伪政权实施控制和领导,实际掌握着一切宣传政策和措施的决策权。

　　至此,侵华日军从内到外,从上到下,拼凑出一个较完整的奴化宣传机构体系。同时,日本国内的新闻界也尾随着日军的铁蹄在武汉相继设立了驻汉联络处等新闻团体。作为总部在南京的汪伪最高通讯机关——中央电讯社也在汉口设置分社,为日伪摇旗呐喊。甚而为了加强反动宣传,伪省市政府于1944年10月成立的武汉宣传联络委员会,即由伪省政府主席杨揆一亲任委员长。

　　2、抑除同盟,亲德意协约的新闻政策。1861年汉口英租界开辟,其后陆续开辟了德、俄、法、日租界,汉口形成了五国租界的局面。1917年后,中国政府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十月革命等机会,逐渐收回了汉口的一些租界,改为特别区。从1866年至1949年,外国人在汉口创办各类报刊、杂志约50余种,而在汉外国人聘用中国人创办、以中国人为阅读对象的中文报刊先后达30余种。这些报刊大多在租界范围内或租界边缘地带。“英文《楚报》在武汉具有悠久之历史,占英文刊物中主要之地位”,它(Central China Poat)由伦敦会教士计约翰(John Archihald)由1904年在英租界创办的,是在汉口时间最长的外文报纸。当时“其 发行人阿却巴利特又兼路透社代理经理”。

　　为了巩固自己的侵略与奴化统治,日伪政府不遗余力打击同盟国势力,地域上针对法租界,“汉法租界遭日方严密搜查”,直至“汉口法租界昨接收”。为排除英美文化的影响,在思想上“彻底的击灭英美设立,永远的保持东亚自由,东亚与英美势不两立”,日伪政府首先限制英美新闻机构的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干脆以“调解英文《楚报》及路透社工潮”为名关闭英美报馆。“汉口禁止英方新闻事业,路透社及《楚报》被迫停业”。至1940年后,日伪政府每月定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不再邀请西方记者参加,且直接命名为中日新闻记者会。至此在汉外国新闻机构除日本国的七家之外,就仅余德国的海通电讯社和意大利的史蒂芬尼电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