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民营报刊(2)

2017-10-26 11:20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小白兔白又白手机版

　　面对外来侵略者的威逼利诱,以《申报》、《大公报》、《立报》等为代表的中国民营报刊并没有选择苟且生存,同时也一改中国民营报刊“重商轻政”的传统,对于中国的国情政事不再摆出高高挂起、少闻少问甚至不闻不问的姿态,而是变得积极主动,努力创造积极正面的媒体氛围,为宣传正义舆论造势。

　　笔者观察,该时期中国民营报刊迁徙的共同特点是自北向南、由沿海往内陆发展。其中,汉口、香港等地成为其“落户”选择的热门。

　　二、迁徙因素

　　考察《申报》、《大公报》以及《立报》颇为相似的迁徙路线,结合当时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报纸对于迁徙地点的选择是有所考量的。

　　1.地理位置优越。

　　无论是选择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大武汉,还是移师“东方之珠”香港,抑或是西南大本营重庆、桂林等地,20世纪30年代伊始选择打游击战生存的若干民营报刊首要考虑的因素,是报纸要迁往何处的问题。他们大多选交通枢纽为迁徙地,重要-因之一就在于其显要的地理位置。例如武汉,地处我国版图腹地的中心位置,是中国地理上的“心脏”,其中长江横贯东西,多条铁路干线连通南北,是一座有着战略支点意义的大城市。又比如桂林,是当时广西省的省会城市,亦是中国西南向和东西向的交通枢纽,并且有铁路分别连接西南、华中、华南,地理坐标的优越不言而喻。至于香港,四面环海,确又与内陆一江之隔,在距离联系上具有着“藕断丝连”的特点,因此亦成为民营报刊们“转战”的极佳选择之一。

　　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之相伴的是方便快捷的交通福利,这样更有助于信息的迅速传播与扩散,同时也有效保证新闻采集的顺畅开展。

　　2.政治局势复杂。

　　除地理位置首因的考量,这些报纸“打游击”的第二个重要且不容忽视的条件,就是时局的发展。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沦陷,在正式移师重庆之前,国民党的军政机关实际上首先是转移到了武汉,武汉遂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与文化中心,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继而当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也转移到了武汉,自然这里也成为了新闻媒介进行抗日救亡思想宣传的首选,因而包括《大公报》、《申报》等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纸相继迁徙于此,继续作战。

　　自鸦片战争后香港成为英国囊中之物起,这个偏安中国东南隅的城市一直是受制于英殖民统治的,民营报刊选择迁徙于此的-因之一,就在于这里远离内陆战场,政治环境相对安全。而且自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后,香港逐渐成为当时国际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利用的场所,同时也是中国抗战后方与外界联系的桥梁,这为民营报刊求生存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政治生态环境。

　　3.传播环境相对宽松。

　　复杂的政治局势同时也成就了报刊得以异地立足的空间。1937~1941年的香港被称为“孤岛天堂”,除了有外国势力的庇护外,这里也聚集了一大批热心抗日救国的爱国积极分子,香港各阶层民众自始至终关心和支.祖国抗战,[1]他们与同包括《申报》等在内的民营报刊相互呼应。而在桂林,桂系当局也曾强调“要使本省文化工作与当前抗战任务相配合”,[2]使得桂林成为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内稍稍有点生气的一小片新闻传播文化绿洲。[3]传播环境的相对宽松,有效地推动了报刊的舆论宣传与造势活动,让报纸得以快速成长壮大。

　　4.文化的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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