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时与《前方日报》

　　王造时因“七君子”案，在江苏苏州高等法院被非法羁押了8个多月，打了一场震惊中外的“爱国有罪”官司，直到1937年8月1日才宣布取保释放。不久，上海失陷，王造时带着家小，与赣籍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罗隆基、许德珩、彭文应等回到江西，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1939年3月27日，江西首府南昌被日军占领，省政府及大批机关团体、学校、新闻单位初撤赣中吉安，后又迁到泰和、遂川以及赣南的宁都等地，王造时也举家南移吉安。赣中重镇吉安，此时已成了避难的后方，抗战的前沿。为了宣传抗日救国，鼓舞军民抗战斗志，王造时接受了“江西抗日救国联合会”的要求，决定在吉安创办一份抗日报纸，定名为《前方日报》。范长江听到这个消息很是高兴，写信鼓励王造时说：“按照时局的发展，日军可能要打通粤汉路，切断我们东南与西南的通道，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倘然出现这样的局面，那么，吉安可能是东南地区的一个中心，一个敌后游击区和重要据点，在那里办一张抗日报纸，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不让“国大代表”牵鼻子

　　王造时是江西安福县人，1903年出生在一个小商之家。他自幼聪慧，发奋好学，14岁考取清华大学，1935年官费留洋，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一举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人称“三元及第”。他的博士论文被作为论文范本，至今仍保留在威斯康辛大学图书馆。

　　王造时文学功底扎实，一贯爱好写作和演讲。早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就经常给北京的《民国时报》、《京报》、《时言报》等报刊投稿，他不仅是校刊《清华月刊》的骨干撰稿人，而且还担任了几任编委。初生牛犊不怕虎，19岁时就因“国民党与研究系”、“孔教问题”“封建主义复古思想”等政见与学术问题，与“国学大师”梁启超打起了激烈的笔墨官司，弄得校长曹云祥左右不是，束手无策。王造时回国以后，在上海先后办过《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以及《救亡情报》等报刊，文笔犀利，观点鲜明，极富宣传鼓动性，尤以政论见长，对报刊的编辑、出版很有经验。人们说，王造时在吉安办《前方日报》，不仅有威望，有水平，更重要的是他有胆识，敢说敢当，报纸一定会办得很出色的。

　　办报伊始，困难重重。当时除了接收吉安商人刘章甫私人办的《日新日报》一点废旧设备外，开办经费严重欠缺，流动资金没有分文。由于王造时在上海发动民主宪政运动，组织和参加抗日救国团体，投身抗日救亡工作，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论调分庭抗礼，因而屡屡“触犯”国民党当局，故于1933年被解除了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兼教授的职务，失去了每月500大洋的丰厚收入，使全家老小及保姆8口落入生活窘迫的境地。后在章士钊先生的关怀下，给他在上海律师公会搞了个律师证书，当了个街头挂牌律师，才得以勉强维持生计。如今要办报纸，却没有分文积蓄，哪有钱投资呢?当时，南昌“源源长银行”大老板王德裕放言说：“只要王造时开口，我愿意拿一笔资金助他。”王造时一经了解，断然拒绝了，他说，我办的是自由言论的报纸，是宣传抗日的报纸，决不能让这位“国大代表”来牵我的鼻子。

　　为了筹措办报资金，王造时与小舅子等人，分头奔赴四川、广西、湖南以及江西袁州等地，向亲朋故旧以及安福籍老乡在外经商的富户大贾要求资助。不少人出于抗日爱国之心，慷慨解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帮助。爱国将领、第九战区副总司令长官兼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得知王造时办报的信息，通过江西省贸易部给他买来了对开印刷机、铅字板、钢模及浇字炉等设备，助他办起了《前方日报》印刷厂，使之具备了出版四开大报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