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陈寅恪逝世(5)

在常人看来，陈寅恪不过是个失明膑足的衰朽老翁，但在我辈眼中却不啻一条见首不见尾的神龙。通过人们近年对陈寅恪晚年诗文和思想的研究，我们对这位“全中国学问最大的人”，其内心世界的广大深邃与难以测度又有了新的理解。

陈寅恪一门“在清季数十年间，与朝野各方多所关涉”，因而饱读史书的陈寅恪不仅熟知晚清的朝章国故世情民隐，而且能洞察近代中国数十年兴废关键。在清华任教期间，他的教学研究领域虽然是中古史，却不惮路远每周跋涉城中，到大高殿去研究清宫大内档案。那些素来被治清史者视为天书的清代宫廷密折中的暗语，往往经他一见即可破译。他在中古史领域中扫榛辟莽，洞烛幽微，发覆千年，勘破一个又一个为历史的重重疑云所掩盖的公案。西方史学家形容史学对于历史的还原工作有“史家如侦探”之说。陈寅恪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其实，不仅仅是他所擅长的历史文化，即便是对于国际国内复杂隐秘的政治事务，他也极为通晓娴熟。他的论政也一如他的治史，好似老吏断狱，料事如神。对于文革的预见不过仅仅是其中一个显例。陈寅恪素来喜爱南宋诗人和文学家郑思肖的作品，他不止一次将自己心血凝成的著述比做郑氏的《心史》。谈到政治预见，《心史》中有诗道是：

刚道黑如炭，谁知白似雪。笑杀娑婆儿，

尽逐光影灭。若无八角眼，岂识四方月。

在郑氏看来，要穿透时政的表象，洞察事物的底蕴，因为心盲而空生双眼的“可怜生盲者”是不行的，只有眼睛生出八角的人才行，可我们知道，陈寅恪却是一位双目失明的盲翁。

只有透过陈寅恪这样的史学大师，我们才会懂得，史家为什么称“历史是昨天的政治，而政治是今天的历史。”我们才会真正理解培根所说的“读史使人明哲”。

陈寅恪一生都在学院中执教。他认为，一国大学的职责，即在于本国学术 之独立。华夏文明在历史上由于外患频仍，形成了一脉相传的优良史学传统， 这就是陈寅恪所总结的：“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只要葆有我们民族的历史，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危处境，中华民族都能蹶而复起。

为此，陈寅恪不单激励他的学生对本国的历史负责，而且躬亲示范。他自己尽管半生失明，即使在万国兵戈之中也依然著述不辍，兀兀穷年。在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蜕变过程中，他是当之无愧的开山。

陈寅恪喜欢唐代韩愈的名言“读书先须识字”。这个道理似乎孺子能知，但真正能“识”字，却又谈何容易！汉语汉字承担着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正是凭借它的力量，今天的我们，才能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也正是凭借它的力量，我们民族才被培育成世界上最富于历史意识的民族。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运动中，却不乏“废除汉字”之类偏激的议论。对比于这些轻浮的议论，陈寅恪却显示了一位学如渊海的历史学家对华夏民族语言文化的卓识与挚爱。

当陈氏在清华执教之际，他的一位弟子认为老师学术的长处就在于掌握多种外语工具，于是便发奋同时学习两种外语，不想刚刚过了半年便累得吐了血，他只好自承不及，说“始知师之于此（指学习外语）盖有天赋，非常人所能。”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他问陈寅恪，如果只能学一门语言，应当学哪一门语言最好时，想不到陈寅恪郑重地回答他说：“那当然是──汉语！”陈寅恪并不只是随便说说。他在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出考试题时，曾要求学生对对子，此中深意当时无人能解，一时被无知之人引为笑谈。当日寇侵华气焰正盛，大半个中国沦于敌手的时候，他依然抱着乐观的精神，在为杨树达先生的书所写的序言中，深情地誉杨先生为“汉圣”。他憧憬着一旦阴霾尽扫，河清海晏，国家将会把杨先生这样的语言文字学家尊礼为“国老儒宗”，请他们到京师太学中去“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