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陈寅恪逝世

陈寅恪

那还是1973年6月的一天，当年清华大学的名教授吴宓先生，此时身负罪名正谪居在重庆市郊的一间斗室里，垂死病中，他忽然梦到了老友陈寅恪。此前一年多，他曾冒死写出一信给广州中山大学的革命委员会，探问“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陈寅恪教授”的近况，结果是泥牛入海，毫无音讯。他不知道陈寅恪在浩劫中历尽摧残泪尽而逝已经有好几年了。现在这生死不渝的情谊，竟形诸梦寐。老友在梦中向他诵释自己的新诗句“隆春乍见三支雁”，吴宓百思不解其义，从梦中惊起。

1919年，正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汹涌之际，在美国波士顿郊外的哈佛大学，一个高个子的青年却在校园中俯仰吟啸，旁若无人。他就是中国留学生陈寅恪。先期至此的吴宓与之一席接谈，当即惊为奇才。他写信给国内的亲友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两人由此缔交，结下长达半个世纪的交谊。终吴宓之生，他一直视陈寅恪为师友。在中国社会大转折的时代，他们“以义命自持”相濡以沫的生死情谊，在中国历史上，或许只有传颂千年的钟期伯牙高山流水的动人传说，方能与之媲美。

“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吴宓《空轩诗话》

陈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义宁，出身世家。所谓“陈氏一门”，是指从祖、 父到陈寅恪这三代人。对于不了解近代历史的人来说，难免会有这样的疑虑：对于像陈寅恪这样一位毕生蛰居在学院门墙之内的学者来说，吴宓的评断无乃太过？

在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巨变中，湖南具有重镇的地位。尽管岳麓书院早有“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的联语，近代湖南人物之盛依然令人吃惊。近年来探索这一谜底的颇不乏人。但追源溯始，却不能不溯至义宁陈氏父子。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早年进京会试时，曾在酒楼上眺望见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熊熊烈火，捶案痛哭，四坐皆惊。他由此痛感中国旧法不能不变。其后陈宝箴多年在湖南游宦，颇有政绩，“中兴名臣”曾国藩以“海内奇士”视之。他与被称做“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郭嵩焘及黄遵宪等人相友善，他们突破陈腐的夷夏观念，力主变法维新，学习西方文明。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与谭嗣同等人被并称为清末“四大公子”。他嗜读西方社会政治理论书籍，与梁启超等人经常在一起“讲学论文；慨然思维新变法，以改革天下。未尝一日居官也”。（吴宗慈《陈三立传略》）

清咸丰同治年间，洋务派对于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仅仅局限于物质器用层次，而无视西方文明背后的政治文化基础。梁启超曾抨击他们：“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以为中国不及西洋的只是“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诚可谓掴掌见血之论。

甲午战败后，中国国势日危，不但西方列强虎视鹰瞵，连俄国、日本也图谋瓜分中国。不甘亡国的仁人志士开始思考变法图强。陈宝箴父子策划以一省变法，先臻富强，“为天下倡”。恰在此时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陈三立从旁参赞策划，与黄遵宪等人一道，在居东南上游的湖南省率先发动变法。他们借鉴西方文明，对湖南全省的吏治、财政、武备、交通等进行整顿，不到两年“风气盛开，吏治称最”，陈宝箴父子的变法，最引人注目的乃在于推行了一系列开发民智，转变风气的改革措施。当时的湖南风气闭塞，士人仍旧囿于传统的华夷之辨，不思进取。陈氏父子汲汲以养育人才为务，创设新学校，引纳有志改革的仁人志士来湘讲学授徒，使风气闭塞的湖南“人尽奋发，士皆淬砺”，一变而为开天下风气之先的省份。毛泽东当年曾经这样记叙陈氏父子在湖南变法的那段历史：“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召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原其所以，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痛愧悔，激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船。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大倡。中国时机的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湖南也跟着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毛泽东早期文稿》第二版，第362页）而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正是居于这个大枢纽中领袖群伦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