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理良：和黄华携手走过的日子(5)

2017-09-27 07:20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搬山道人手机版

　　学习期间，我们每月发500卢布，除了伙食费和交通费，我还买一些书，其他东西就基本上买不了。因为我不愿像别的同学那样光吃自己煮的面条省钱。有时候我还到大剧院看看戏，就是在开幕前最后几分钟买最便宜的票，座位在五层只能看到员的头顶，但可以欣赏很多经典的文艺作品。别的同志能省钱买照相机，我买的却是列宁全集。我出国后，孩子和家务主要由我母亲、阿姨等负责照顾。那时孩子小，常患点小毛病，我又不在身边，所以经常哭，大家都说我是最狠心的，为了求学不顾家庭。其实我每天都在想她，尤其因为宿舍旁是个儿科诊所，我一听见孩子的哭声就心里难受。不过黄华很支持，从不说什么。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每年七八月放假，发津贴1000卢布。我就拿这笔钱做交通费，每年夏天都回国。我们还积攒过1万块钱，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说我们有那么多钱，是“走资派”，我们就把多年积蓄全部作为党费捐掉了。现在想来，受当时环境影响，我们有点书呆子气，当时很多人生活困难，也应该多支援一下他们。比如，有一位曾和我们一块学习的女同志，丈夫在朝鲜前线牺牲了，一个人带着两个孙女生活很困难，我们也经常接济她，但当时应该留出多一点钱给她的。

　　到了第5年，即1958年毕业前夕，学校准备安排即将毕业的学生到国外使馆实习，但又不愿意派中国留学生去苏联的驻外使馆。我们也很懂事，就向校方建议：我们先完成毕业考试，然后再回国实习。因为帮他们解决了难题，校方很高兴地批准了。所以，我在1958年2月就回到了祖国。

　　从我1952年去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到毕业回国近6年的时间里，黄华忙于各种外交活动，满世界跑。1953年8月，周恩来总理问外交部的章汉夫和伍修权两位副部长，能不能请黄华在一个月内将上海的外资房地产问题做一个了结，调离上海，参加在朝鲜的政治会议工作。他还强调说，在朝鲜开城的班子需要生力军。这样，黄华调离上海，到朝鲜参加中朝方面和美韩方面关于朝鲜和平问题的政治谈判。1954年春，黄华又被从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召回北京，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作为代表团顾问和新闻宣传组组长随行。回国后到了8月，他被任命为外交部欧非司司长。1955年2月，中国决定应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五国邀请，派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亚非会议，黄华又是代表团的顾问之一。在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中，黄华临上机前接到周总理通知，改乘“空中霸王”号，才躲过一劫。

　　1958年，我回国后被分配到国际关系研究所任研究员。自从1944年结婚，我和黄华各忙各的，聚少离多。从1958年回国到1960年8月，我们终于难得的团聚了一段时间。1960年7月5日，中国和加纳发表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加纳成为原英属非洲殖民地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一天，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和罗贵波找到黄华，问他愿意去哪个建交国任大使，黄华表示首选加纳。8月5日，黄华被任命为中国驻加纳首任特命全权大使，25日，我随黄华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在加纳，我主要在大使直接领导下搞调研工作。毕竟在国际关系学院学习近5年，经受了系统而严格的训练，所以我关于加纳社会的调研报告后来很受外交部重视。去加纳时，我已怀上第二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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