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理良：和黄华携手走过的日子(2)

　　俄文学校距离军委总部所在地王家坪只有两里路，离朱总司令住地也很近，所以在俄文学校学习期间，我依然常去找贺高洁。抗日战争时期国共进行谈判，周恩来、吴玉章、叶剑英从重庆回来后常作报告。俄文学校学员就带一块木板垫在屁股底下坐在地上听报告。每次报告活动，黄华也都参加。那时，他30来岁，我十七八岁。我能感觉到他常常远远地偷偷看我，我虽感觉不好意思，但并未在意。

　　除了听报告以外，有时候王家坪还举行舞会。舞会非常简单，大家着装也非常朴素，跳舞时，有人穿着草鞋，有人穿着布鞋。因受父亲影响，我也喜欢音乐，并懂一点简谱，会吹口琴，还是乐队的指挥和鼓手。黄华跳舞水平虽一般，但常去参加舞会，估计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在延安，男女比例实在太悬殊，大概是十比一，男同志对女同志十分感兴趣。所以，黄华刚开始有意无意关注我时，我并未多想，更没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康克清同志找我谈话，说找对象就得找黄华这样的，说他是知识分子，有才华，待人又诚恳。据说当时有干部向朱总司令建议，帮我介绍其他对象认识，朱总司令说你们不要管她了。很明显，他希望撮合我和黄华，向我介绍黄华是个老实可靠的人。自从他们介绍后，我就开始注意黄华，慢慢感觉他确实不错。因为是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的文化水平都比较高，我们家对文化素质看得很重。我父母听说康克清向我介绍黄华一事后，通过多方了解，认为黄华上过大学，知识层次比较高，懂外语，党性强，也比较满意。

　　当时，黄华看到我就傻笑，从不跟我讲他给斯诺当过翻译等经历。但是，他很用心，很关心我，知道我正在学习俄文文法，就托人在外地买了一本延安买不到的文法书送给我。我比较喜欢吃甜食，他就请我吃枣子。因为双方都比较满意，我和黄华慢慢就确定了恋爱关系。1944年秋，我们决定结婚。当时，胡耀邦同志是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批准了我和黄华的结婚报告。办喜事那天，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为我们祝福，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从南泥湾弄来一桌美味佳肴，有鸡、猪肉和大米等。朱总司令和康大姐请了我的父母，以及叶剑英参谋长等军委的几位同事和俄文学校的代表何方同志参加。俄文学校的俱乐部主任借了王家坪的桃园，请学校的100多位教员和同学开了个晚会。大伙儿围坐成一个大圆圈，吃着红枣和花生，在马灯光下和胡琴声中跳起交际舞……

　　结婚后，我才慢慢了解到黄华很有意思的经历。他出生于一个教职员兼地主的大家庭，原名王汝梅。他父亲受过中等教育，曾任县府督学和实业局职员，重视子女教育。黄华天资聪颖，又很用功，成绩很好，19岁就考上了燕京大学。在大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还因游行示威被捕入狱。因思想进步，表现积极，1936年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华来延安可以说既是必然又是偶然。在燕京大学期间，黄华和斯诺、海伦夫妇两位老师关系很好。1936年6月中旬，黄华正在准备毕业考试。

　　一天，看到天津《大公报》刊登的范长江通讯，报道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情况，萌生了去陕北参加红军的想法。恰巧此时斯诺秘密地问黄华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助他做翻译。黄华感觉真是喜从天降，所以不假思索地一口答应。其实，黄华正临近毕业，去陕北就不能参加考试，拿不到文凭。但他很坚决，毅然放弃了文凭。为避免走漏风声，他直接向中共北平市委的黄敬汇报赴延安的情况，黄敬同意不必经过支部上报。到达延安后，黄华先是陪同斯诺采访党和红军领导人，后来决定留任在红军，曾目睹红军三大方面军在甘肃会师。1941年7月黄华被调至军委任朱总司令的政治秘书，这样就有了前面提到的我与黄华产生交集，有缘相识，并走到一起，从此风雨同舟66年。

　　聚少离多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