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理良：和黄华携手走过的日子(4)

2017-09-27 07:20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搬山道人手机版

　　1948年春，黄华被调回西柏坡待命，并在任弼时和冯文彬同志领导下研究如何开展全国的青年工作问题。我继续在细沟村待了一阵，直到土改基本完成。后来，米里尼科夫大夫又跟着后委的叶剑英同志回到西柏坡，我继续给他当翻译，直到1949年进入北平。

　　1949年1月17日，即天津市解放后两天，黄华和章文晋奉中央命令离开西柏坡到天津，分别任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和副处长。当时，我还有任务在身，没有跟着去天津。4月中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平召开成立大会。任弼时要黄华到团中央工作，调他去北平参加成立大会。在会上，周恩来副主席见到黄华，说：“这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你还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这样黄华就到了南京。

　　1949年4月，团中央接到一个任务，要组团去匈牙利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我被调去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任翻译。开完会议回程时，我们参观了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那时已是10月1日，苏联同志跟我们说，你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我们听了十分兴奋，顾不上再参观，急急忙忙赶回国到南京同黄华团聚。10月下旬，黄华又接到命令，让他到上海任军管会外侨事务处主任，接替调往北京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11月，我坐火车赶往上海。因为国民党用美军飞机轰炸上海，苏联派了一个市政专家组到上海帮助建设，我就作为上海外事处干部给他们当翻译。不过，到1952年下半年，我又接到命令，去华沙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当时，我们的孩子才9个月大，黄华在上海也忙得不可开交，我只好让孩子断奶，带到北京让家人照顾。

　　参加完世界和平大会回到莫斯科时，已是1953年2月。此前，因多批苏联代表团来访，工作中感觉知识不够用,尤其是在翻译工作中感觉很吃力，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有进步和突破。我的父母都上过大学，都认为大学是求知的重要阶段，鼓励我趁年轻把基础打牢，父亲尤其鼓励我去上大学，学好俄文。当然，最关键最重要的还是黄华的默默支持。当时我们的孩子还小，需要照顾，但是黄华坚定地支持我去读大学，进一步提升自己。因此，在参加和平大会前，我提交了到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学习的申请，此时被顺利批准。3月5日，斯大林去世。一周后，哥特瓦尔德也逝世。中央派周恩来总理率团分别前往吊唁。我临时作为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当了一阵翻译。回到莫斯科时已是5月，国际关系学院通知我赶快去报到。报到后，他们的副院长跟我谈话，问我在经济系、法律系、历史系当中，想去哪个系学习。我数学基础不好，不能去经济系，也不喜欢法律，所以就报了历史系。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是培养苏联外交官的学校，学制五年，要求十分严格，一位学生要学两至三门外语，还要学习历史、法律、经济等知识，课程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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