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理良：和黄华携手走过的日子(3)

　　1945年日本投降后，和我一起从俄文学校毕业的大部分人被分到前线。我因为已和黄华结婚，而且一位苏联内科大夫的翻译回家乡东北接受日本投降去了，我就被留在延安给苏联大夫当翻译。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为监督停战命令的执行，双方签署《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决定在北平成立军调部。中共代表是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黄华作为秘书随叶剑英赴北平。1946年8月，我也被调至北平军调部。黄华那时是中共方面的新闻处处长，我平时帮助柯柏年同志做些简报，弄点资料。在随薛子正同志跟美方谈判的时候，我兼做文书兼记录。那时，我的文化水平还很不够，记录困难，能记到一半就不错了。

　　1947年国共谈判破裂，叶剑英就带着我们坐飞机回到延安，没多久胡宗南准备攻打延安。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在王家坪召集从南京、重庆、北平撤回来的外事干部开会，安排撤退事宜，决定由薛子正任队长、黄华任副队长，带领外事人员40多人，准备东渡黄河到晋绥军区。3月9日我们离开延安。因为外事组大多是知识分子，有些刚从国外留学回来，身体比较弱，走不惯山路，而且还有老弱妇孺，一路上我们历尽艰辛，还出了不少洋相。我们离开延安时，总务处给我们雇了几头毛驴。刚从美国回来的徐永瑛带着两个孩子，才一两岁，就放在毛驴驮的两边箩筐里。路上徐永瑛走不动了，骑到一头小驴上，结果毛驴走着走着就跪下了，徐永瑛从驴脖子上栽下来。老同志柯柏年虽然身体比较单薄，但坚持走路，陈家康、章文晋、凌青、林展、王光美、黄华和我决心一路走到晋西北。有时候山路狭窄，只容得下一头驮东西的毛驴通过，而且毛驴脾性也怪，就喜欢沿着外沿走，这样外边的箩筐就悬在深谷之上，一晃一晃的，让人胆战心惊。离开延安的第10天，也就是3月19日，一大早狂风四起，黄沙漫天，真是天昏地暗，似乎暗示着什么一样。傍晚得知延安被胡宗南占领了。尽管知道短期放弃延安是党中央早已预定的策略，但它的陷落仍然使我们黯然神伤。

　　过了黄河，我们来到山西的晋西北军区贺龙司令员的总部兴县。在兴县听说，中央3月26日在清涧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工作，以刘少奇为书记、朱德为常委组成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黄华于4月中旬接到命令任朱总司令秘书，随中央工作委员会去晋察冀军区。少奇同志身体不好，中央决定让苏联内科大夫米里尼科夫跟随照顾，我顺理成章充当翻译。我们这一行人由刘少奇、朱德率领，有康克清、徐冰(原名邢西萍，少奇同志秘书)、张晓梅(徐冰夫人)、潘开文(朱总司令的机要秘书)、米里尼科夫、齐明臣(朱总司令的卫士长)以及黄华和我。离开兴县后，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骑着马边赶路边思索，考虑如何实施中央交代的任务。有一次少奇同志走过一座很窄的桥，不小心掉进河沟里，冻得要命，黄华赶紧给他披上朱总司令给的皮大衣。

　　我们前后共走了20多天，才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即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途中，米里尼科夫不知道为何又回地处三交的后方工作委员会去了，我自然也就不用当翻译了。一路上，少奇同志利用晚上的时间召集当地党政干部开会，调查研究农民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土改中存在的问题。会后他写报告给中央，有时写到深夜，交给我帮他誊清。后来，少奇同志移住建屏县的西柏坡村。7月份，我们参加了少奇同志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7月17日土地会议开幕，我记得会场是露天的，只是搭了一个简单的主席台。刘少奇和朱德在主席台上就座并讲话。土地会议后，我们随邓颖超同志到阜平县细沟村搞土改工作。邓大姐做群众工作很有经验，对我们帮助很大。有一次，她的秘书知道村里要选举，就把选票给裁好了。邓大姐知道后批评指出：你要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什么都替他们想得好好的。让他们自己动手，你提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