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制度为何被废止 日本不再派遣遣唐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2)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遣唐使初期的一部分使命已经完成，并且唐朝国力的衰颓、航途风险是影响日本派遣遣唐使的重要原因，但这些究其根本并非促成遣唐被废止的最终力量。笔者认为以下两种观点：日本对遣唐使派遣费用负担能力的减退和唐商船渡日频繁是遣唐被废止原因中最为重要和恰当的解释。
　　首先，从遣使的支出方面分析。遣唐使使团人数，初期为二百四五十人，中期为五百九十余人。所乘船舶，初为两艘，后则扩充为四艘。造船支出，自然颇为可观。船上备用物品，为数犹多。例如为防御海贼和蛮人袭击，每船备用甲胃各一百领3及医疗器具等。再谈谈航海中的食物，主食为干粮，每人每日一升，以第十八次的六百五十人计算，每日需要六石五斗，往返航程以二个月计，则需要储备三百九十石的干粮。又一般惯例，赐与大使沙金二百两，副使一百两至一百五十两。遣唐使出发之际，对大使以下至水手等全体员役支给多额之迤、绵、布等。赠给唐廷之贡品（事实上既是国际贸易品），数量巨大，每回随带十多名至二十多名的留学生、僧，且多为长期留学，多半是带沙金作为留学费用。另外，个别奉命入唐进修的僧侣，日朝廷亦需给以必要的费用。不少僧侣在长期留学时，学费时有不足，往往托人或遣从僧回国向朝廷申请学费。由上述可见，留学僧、留学生费用已达相当数额。此外遣唐使返航之际，有时唐派送使者随行答访，接待费用也不会少。从大宰府常备储米三千八百四十石的规定，就可窥知其一端。总之，合计派遣一次遣唐使所需之一切费用，在当时财政上是一笔莫大的支出。
　　其次，从日本国内经济力量分析。前期日本通过大批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全面学习唐朝制度文化，在日本全面推行以唐朝制度文化为样本的改革，建设“律令制”国家。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已经初步建立起法式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进入奈良时代，由于统治政策较合理，农业文化迅速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遣唐使对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提高起了重要作用，这反过来更加坚定了日本政府继续遣使的决心。从7世纪前期开始的遣唐使，到8世纪中期到达顶峰，这一总趋势与日本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之走向完全一致。然而盛世背后的隐患不久便显现出来：从中央来看，从9世纪中叶开始，皇权逐渐落入以藤原氏为首的外戚集团之手，形成摄关政治。日本的“律令制”和中央集权开始一步步被削弱。另外，地方豪强自8世纪后势力不断增强，对农民加重剥削，引起他们的不满和逃亡，从而动摇了中央集权制的经济基础――班田制，最后在9世纪末10世纪初左右销声匿迹。地方势力的增强、农民斗争的激化和班田制的崩溃，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实力。遣唐使这种大规模的外交活动，必须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为后盾，一个面临上述种种危机的政权，当然难以维持遣唐使的继续遣派。
　　此外，唐商船频繁渡日也是遣唐使废止的一个重要因素。唐商船频繁航日，不仅使日本贵族社会所期望的珍货、特产源源而来，而且希望留学的僧侣们也用不着等待十多年乃至二十多年才能前往大唐。唐船航日，导致日本与中国之间交通日益方便频繁，特别是宽平六年（公元八九四年）九月三十日朝廷宣布废止遣唐使，唐船渡日之多，甚至到了日朝廷加以限制的程度。这样一来，投以莫大的财力，牺牲众多人命的遣唐使制度，便失去了存在价值，遂为之解体，这也是自然的趋势。在这一点上，佐伯有清也有类似见解。他认为遣唐使末期，日朝廷允许唐、新罗、日本三国之间自由通航贸易以后，日本上至官吏、下及民众，都可获得他们所希求的、不以文化艺术为限的实用品，例如茶、人参、药品、香料、陶瓷、纤维、毛皮等，唐的文物亦可坐而得之；同时不必派遣遣唐使，也可以通过渡航来日的新罗人和唐人处收集到东亚的情报，例如唐发生李师道叛乱的消息，立即就传到了日本。这样一来，遣唐使制度的意义就更加淡薄了。这就是第十八次遣唐使成为最后遣唐使的原因所在。
　　遣唐使的派遣，初期每隔约七年半一次，中期十二年一次，末期二十年一次，越到后期相隔时间越长，直至第十九次遣唐使菅道原真上奏天皇，至此废止这项制度。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综合作用的结果。概括地说，第一，唐朝国力衰退，但社会文化并未衰退，唐对周边国家依然具有文化的向心力。第二，日本通过学习唐的文化制度，建立了律令制，其社会文化有了巨大进步提高。其中遣唐使可谓功不可没，但其任务并未终结。日本仍需继续向中国中原王朝学习先进文化经验以及加强两国经济贸易往来，进一步促进自身社会的发展进步。第三，遣使入唐路途不易，但风险一直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这些全都是影响日本遣使入唐的重要因素，但绝非废止遣唐使的根本原因。而唐商船频繁渡日两国的交流由政府行为到民间行为的这一转变以及中央集权衰弱的日本逐渐无力维持遣使入唐的巨大开支，这两点是我们在考虑日本政府废止遣唐使制度这一历史事件时，值得着重考虑的两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