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时代的“书籍之路”：遣唐使如何将大唐文化带到日本

2017-08-28 11:50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搬山道人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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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唐使

　　书籍是文化思想的一种重要载体，由于它具有的特点，来唐学习的日本“留学生”回国通常都会带走大量记载中华文明的书籍。所以，当时遣唐使开辟的中日航行路线，也可被称为“书籍之路”。正是这些书籍让日本得以接触到唐朝文化，并将之发扬光大。
　　7世纪中叶一个不寻常的日子，难波港（今日本大阪）一派热闹的景象：停泊在港口的4艘巨大的木制帆船正准备远航，港口聚集着欢送的人群，日本天皇也亲自举行宴会送行。船队在人们的祝福声中，驶向茫茫的大海。船上的乘客就是日本派往我国的遣唐使。
　　遣唐使横渡大海，甘冒鲸波之险来到中国，除了学习之外，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将记载中华文明的书籍带回日本。在中国的学习时间再长，总有结束的时候，要想长期学习大唐文化，将书籍带回日本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于是，在我国唐代的中外交流史上，就形成了一条向东的“书籍之路”。
　　唐时，从日本前来我国的使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僧侣，他们为中日“书籍之路”的开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时，唐朝政府为来唐使者、留学生提供了较为丰厚的条件，只要这些人得到官方的批准留学唐朝，他们的主要生活费用就都由唐朝政府提供，5年之内免费供给衣粮。邀请鉴真东渡日本的僧人荣睿来到中国后，唐朝每年供给他25匹绢，一年四季还给予补贴。另外，很多遣唐使来中国前，日本政府也会给他们比较可观的费用，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将资助用来购买书籍，一些学生甚至把生活费都拿来买书，后来连回国的路费都拿不出来。不过，他们把书籍带回日本后，很受日本政府重视，例如随第二批遣唐使来中国的吉士长丹，回国后就因“多得文书宝物”而获封户、晋位、赐姓。
　　唐朝时，从官方到民间都大量赠书给日本。武则天就曾将大量经书赠与遣唐使带回日本，而日本僧人空海学法的长安（今西安）礼泉寺，在空海回国时就送其600多卷经典。
　　毫无疑问，相对于购买来说，抄写更为划算。遣唐使不仅自己抄写，还经常雇人抄写重要典籍。空海在长安学法期间，就曾找来20名学生抄写《金刚经》等经书。
　　通过“书籍之路”流向日本的文献典籍种类繁多，经史子集无所不包，有佛典、儒家经典，还有社会制度、文学艺术、医药、星卜、建筑等方面的书籍。其中，尤以经书居多，仅随第八批遣唐使入唐的学问僧回国时携带的经书就有5000余卷。
　　中日两国之间隔着大海，来回风大浪急，几多艰险，因此遣唐使在选择书籍时，都煞费苦心。他们精挑细选，带回去的很多书籍都记录着当时的最新思想，是社会上普遍流行的作品。像《大唐吉凶书仪》是当时流传最广的尺牍、礼节书籍；《百司举要》是当时官场应酬的必备手册；至于《服内气诀》和《梅略方》，是当时学道的必备之书；《养性方》、《按摩法》则是当时通用的医学书籍。
　　当时，遣唐使携带书籍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后来一些书籍由于朝代更迭在中国失传，在日本反而得以发现，“书籍之路”客观上起到了保护中国文化典藏的作用。唐代张行成著的《游仙窟》曾在中国失传，后来在日本发现，才得以重新传回中国。
　　通过“书籍之路”，唐代文化在日本开始生根发芽，日本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都带有极强的唐朝风格。日本的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来源于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日本的《大宝律令》参照的是隋唐律令；日本中央到地方的官制也是仿照隋唐；日本在8世纪以前直接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后来的“片假名”和“平假名”也都是从汉字脱胎而来。至于艺术，唐乐和唐绘在日本占据着统治地位；诗歌方面，形象鲜明、语言通俗的白居易诗深受日本人喜爱。日本七八世纪新修的都城都是完全仿照唐长安城，就连建筑所用砖瓦的纹饰都略同。
　　除此之外，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也日益唐化，日本人不仅嗜好马球、围棋，而且还热衷茶道。每年的端午节，日本人也喝菖蒲酒；农历九月初九，他们也登高过重阳。可以说，当时的日本简直就是一个微缩版的唐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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