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起义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分析：捻军人物的局限性(2)

　　这种宗族武装和地域集团是原始的，落后的，具有很大的落后性。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宗法制度，以及聚族而居的历史传统，构成各式各样、分散独立的宗族社会和地域集团。这既是乡村社会的显著特点，也是农民军山头主义、小集团意识的根源，具有很大的腐蚀性和破坏性。数十支捻军、数十万捻军队伍，不但走不到一起来，形成强大的军事集团，而且互相争斗仇杀，斗得你死我活，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为什么捻军起义时期，互相仇杀的、坐山观虎斗的、叛变投敌的、脚踏两边船的那么多，这既是农民意识，尤其是流氓无产者的劣根性，也是宗族小集团意识的幽灵在作怪。捻军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十分浓厚，只有自己小山头、小集团的利益，对外采取极端的排斥态度，姓族与姓族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旗与旗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相互对立，发展到了互相仇杀。就是在与清军作殊死搏斗时，争夺仇杀时常发生。“刘饿狼事件”并不是什么“怪事”，后果只是自毁长城，自掘坟墓。多少捻军首领就是这样被自己人出卖，而走上断头台，这种对立和冲突一直延续到捻军失败，血的教训谁都不去总结吸取，宁肯自取灭亡。

　　三、半是“日子主”，半是“穷光蛋”

　　捻军歌谣里有“穷了多少日子主，发了多少穷光蛋”的唱词。在皖北，“日子主”是对财主的称呼。捻军起义后，多少“日子主”遭到沉重打击，或被杀，或逃亡，或成了穷光蛋。捻军首领中大量是“穷光蛋”，也有大量“日子主”，捻军的基本队伍则是“穷光蛋”。“日子主”转化而充当捻军首领，如张敏行、张乐行兄弟，家有四、五顷地，分家后仍各有数十百亩。张乐行还开过粮行、糟坊、杂货铺，摆过赌场，贩过私盐，家有佣工、丫头，可谓不大不小的财主。张宗禹家更富有，有10多顷地，佃户佣工一大批。张振江也是个小财主，家有顷把地。可以说张姓黄旗旗主大多是财主出身，不过有大小之分。陆遐龄是地方有名的财主，又出身书香门第，且三代尚武，本人是武秀才，为一方豪强。苏天福稍有土地，开过粉坊，卖过油，贩过羊，是个小财主、小商人。王贯三稍有财势，也是武秀才，在当地声望不小。赵浩然武童生出身，家稍富有。韩奇峰是个大家庭，有地二、三十顷，在地方上声望不小。江台凌家有两顷地，本是个“日子主”，二哥还是个文生秀才。孙葵心有一、二十亩地，略有家财。纪伦有两顷地，筑有很大的圩寨，本人还当过清军小头目。张朝阶祖上是书香门第、富贵之家，本人还有三顷地。葛苍龙是有名的“盐趟主”，给地方官吏当过“保镖”。张龙、陈大喜既当过团练小头目，家财亦富有。其他农民军首领“日子主”就更多。河南联庄会、山东长枪会的头目大多是地方上有财有势的人物，又是团练头子，只是在与地方官吏、反动团练的冲突中反抗起义的。幅军中的孙化祥充过巡役，贩过私盐，有财有势。刘淑愈还是个进士。文贤教军中的董乾儒是个举人，宋继鹏办过团练，任团长。淄川起义的刘培德中过秀才，组织过团练。黄崖教军中的张积中还是太谷学派的领袖。这些“日子主”们并没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造反精神，并未想到要造清朝的反，当个叛逆。他们结捻起义并成为主要首领既是逼出来的，也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一种情况是在与其他“日子主”，如地方豪强、团练头目以及官府的激烈冲突中结捻起义，如陆遐龄、张乐行、苏天福等。一种情况是遭受其他“日子主”或团练、官府的压迫结捻起义，如张龙、陈大喜、江台凌、纪伦等。一种情况是被他人抬起来，相逼而反，不反不行，如韩奇峰等。他们没有政治抱负和志向，也没有这种意识，因此影响了后来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无法正确处理错综复杂的局面。捻军首领除了“日子主”，大量是“穷光蛋”(贫苦农民)，也有不少的流氓无产者。贫苦农民出身的，如龚得树、侯士伟、刘永敬、刘天台、刘玉渊、刘学渊、李大喜、李成、鹿利科、任乾、任化邦等。他们地无一垅，房无一间，靠当佣工及一些不正当职业维持生计。他们走上反抗道路，具有天生的反抗意识。但他们没有政治意识和觉悟，只是为了生存，为了复仇，为了暂时改变自己的地位或处境。其他的很少考虑过，更不会意识到应该造谁的反，怎样造反。像李昭寿一类流氓无产者，苗沛霖一类穷秀才，稍有一点政治头脑，但一己之利把他们引向邪路，反复无常。苗沛霖两次“抗清”，一围寿州，二围颖州，只是挟狠报私仇，杀仇人(如孙家泰、徐立壮、李华南)，当然也包括对袁甲三等清朝官吏的愤恨，其中挟私斗狠起了支配作用。李昭寿为了狭隘的私利，左右摇摆，甚至可以杀死情同手足的薛之元，与苗沛霖也发生火并。在他们眼里，没有固定的敌人，没有固定的朋友，随时可以反噬，当然也就没有不败之理。

　　四、图生存与图王霸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