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起义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分析：捻军人物的局限性

捻军起义

　　19世纪中叶，中国各地农民起义纷纷爆发，除了南方的太平天国和天地会，北方的捻军起义也来势汹汹，但这些起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并没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那么，捻军起义之所以会失败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本文从捻军人物的局限性出发，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

　　一、逼上梁山与自发造反

　　捻军起义基本上是逼出来的，一是人祸，二是天灾，为了生存不自觉地走上反抗道路，政治意识十分淡薄。起义之初有意做“白头贼”，有意“重整江山”，推翻清王朝的是极少数。捻军首领中的“梁山好汉”(仁义光棍)占大多数，也有“五浪光棍”(或称“武郎光棍”，即流氓无产者)。由于政治迫害，或生存受到威胁，或寻仇斗杀，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上了“梁山”。捻军首领中宋江式的人物不少，虽不是一个模式，被迫造反却有相同之处。张乐行是地方上的大财主，有财有势也有影响，生存并未受到威胁，“初无意作白头贼”。但是，他好勇好斗，做买卖，开赌场，保送私盐，寻仇斗杀，“争光棍”、“撵绵羊”，于是与各种地方势力的冲突日益尖锐起来。他又行侠仗义，是地方上有名的“仁义光棍”，归附他的人日众，这就?鸨旆醋急噶颂跫Ｗ侥谜爬中械姆缟嚼丛浇?终于把他逼上反抗道路。这种被迫造反终究是不能持久的，随时表现为政治上的犹豫和动摇，于是他出现两次“受抚投官”。自1855年(清咸丰五年)雉河集会盟以后，张乐行成为头面和核心人物，也就骑虎难下，只有义无反顾，造反到底。后来他虽然犯过不少错误，但终归是一位杰出的捻军领袖，以反抗清朝起义始，以英勇就义终。张敏行是因为斗争形势逼迫和张乐行把事件闹大，才把他送上造反的历史舞台。龚得树、苏天福等人既因为贫寒，生存受到威胁，也因为卷进各种斗杀冲突之中，走上造反道路。“苏天福事件”是导火线，引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侯士伟受本村地主的政治迫害，又参与斗杀，最后结捻起义，竖起了红旗。刘学渊、刘玉渊则是反抗盐官的压迫和诬陷而结捻起义。张宗禹是在与顽固凶狠的父亲发生激烈冲突，无以家还而加入捻军。张龙、陈大喜当初是团练小头目，因受压迫，愤而结捻起义。韩奇峰不愿意造反，是别人把大旗插到他家门口，逼他出来造反的。江台凌、孙葵心则是受人欺侮，险遭砍杀、逮捕而竖旗起事。此外，刘永敬、刘天台、刘天福、李大喜、任乾、任化邦、鹿利科、葛苍龙等，都因贫寒无以为生，被迫结捻起义，成为捻军的首领。除了捻军，河南的联庄会，山东的长枪会等，都是官逼民反。就是苗沛霖、李昭寿，最初也是遭受政治迫害，与当权势力发生激烈冲突，才铤而走险，发动起义，后来投降了清朝，再反叛也是逼出来的。自发造反，胸无大志，缺少政治意识和政治目标，这是捻军人物的共同特征。正因为如此，他们无法团结起来，形成坚强、统一、浩浩荡荡的武装力量，去共同奋斗，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政治使命。

　　二、宗族武装与地域集团

　　长期以来，宗族、帮会、社团是民间社会的三大组织形式，对于基层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发挥着重要功能，也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近代农民起义除了帮会，如天地会、拜上帝会、白莲教会起着重要的组织发动作用(后期的维新、革命运动则以社团起组织发动作用)，宗族组织(以族姓宗祠为核心的血缘性集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捻军起义就是这样组织发动起来的。宗族(家族)是结捻的纽带，扩大一点为宗亲集团。宗亲集团以人成军，举家举族从军。以人成军是宗亲集团(宗族武装)的支柱，人存军存，人死军溃。与宗族武装紧密联系的是地域集团。捻军起义初期，黄旗捻军以张姓为核心，分布在毫州雉河集以北。蓝旗捻军以韩、刘、李、任、陆、张等姓族为主体，以顺和集为中心，地处毫州与宿州之间，其中以刘姓实力最强，地域最宽。白旗捻军的姓族也较多，包括龚、孙、江、王、葛等，地处雉河以南。黑旗捻军姓族更多，包括苏、王、宋、刘、李、杨等，地处雉河集西北。红旗捻军力量小，地域狭，影响也小。这些地域性集团只是松散的联合，以大宗族为核心。后来，地域性的五旗捻军连形式也不存在，以人成军，以宗族为核心形成大大小小的山头(宗族武装)。只有张、龚、苏3个宗族集团结成巩固的联盟，长期战斗在一起(龚、苏白、黑旗捻军中的其他宗族武装后来也纷纷出走，形成新的集团)，也是捻军的核心力量。